其次，公共刑事意愿的根本在于刑事利益，但存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两种方式。民众的刑事意愿，直接取决于各自的刑事利益衡量，并通过刑事利益主张彰显出来。民众的刑事利益构成公共刑事利益的基础，决定公共刑事利益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一般说来，民众的刑事利益主张与公共的刑事利益需求之间具有统分的关系，该二者共同作用于抗制犯罪的理论和实践。亦如前文所言，民众的刑事利益主张受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影响很大，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免不了存在一些有悖于基本规律的要求。因此，民众的刑事意愿是连接公共刑事利益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的桥梁，一方面构成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刑事政策抑或刑事立法理论和实践中进行甄别、引导、选择。
再次，具体到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政策既是抗制犯罪的社会反应，也是社会力量的刑事利益主张，既可以指导刑事法律的应用，也可以通过国家的程序转变为法律。至于刑事立法，按说是最为重要的刑事制度来源，但以当代中国的情形而论，刑事立法不仅存在严重的部门立法、仓促立法、因人立法、因案立法陋习，而且忽视公共刑事意愿的情形也很严重。典型的情况，既包括刑事实体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定刑低于盗窃犯罪的极端情形，也包括刑事程序立法对“毒树之果”的隐忍不为。正因为前者才使得许霆案件的一审结果招致普遍的不满，而后者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刑事立法的问题还直接导致了刑事制度供给的不足，以至刑事司法改善社会效果的努力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瓶颈。其中，又以不起诉制度、“毒树之果”的证据排斥制度、非刑罚措施以及未成年人的特别处理等制度的缺乏最为突出。说到底，虽大规模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已于2012年3月14日完成，但当前愈演愈烈的政策与法律的冲突问题，与刑事程序制度长期滞后导致供给严重不足也是分不开的。
最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本质相通而不相同，原则上刑事政策不能取代刑事立法直接供给刑事法律制度。由于刑事立法既能迅速废除因社会变革而过剩的“旧规范”，也能较快地提供亟须的“有效制度”，应该是制度供给的主要途径。但是，为了提供公正而有效的刑事法律制度，当代中国亟须防范部门立法的倾轧，改正仓促立法、因人立法、因案立法的陋习，进行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二、刑事法修正的参差情形
1996年，《刑事诉讼法》先于刑法典得到了修订。但是，此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总量一翻再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观念、治理方式、法律文化也随着社会的深度转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认识。单以刑事政策理论而论，1996年出版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肖扬主编）乃狭义刑事政策理论的集大成者，即使将工具意义上的刑事政策理论发挥到极限，也只能将其界定为，“党和国家制定的，或者政法机关制定并由党和国家肯定、推行的运用刑事法律武器同犯罪作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措施、政策、办法的总和。”[1]随后几年，刑事政策理论不仅获得了方法意义上的更新，而且在作用的方式、目的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甚至可以说，2000年以后的七八年中，刑事政策不再是方针、策略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即使名称也该修改为“刑事政治”了。很难想象，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又要和刑事政策共同作用于犯罪控制目的的刑事立法会在社会情形、治理方式、法律文化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能够不为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