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海曼利用NAXOS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和后来建立的专门用于中国音乐的MarcoPolo品牌将西崎崇子塑造成了《梁祝》代言人。这对“夫妻档”紧密团结，可又由于海曼对妻子的排他性推销，令其他小提琴家进入NAXOS发行《梁祝》唱片几乎不可能。只有两个例外，分别是徐惟聆和吕思清在副牌MarcoPolo录制的此曲；另有一款“中唱”授权发行的《光辉岁月》俞丽拿版唱片早已绝版。
海曼的“独家”策略使得西崎崇子成为NAXOS旗下的头号艺人，《梁祝》虽得益于西崎崇子和NAXOS推介，但唱片公司和演奏家才是这一商业活动的真正赢家。
直到2007年，美籍犹太裔小提琴家吉尔·夏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录制了一版《梁祝》，由水蓝指挥，由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厂牌CanaryClassics发行。虽然此版录音被包括作曲家在内的音乐人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梁祝》版本，但夏汉姆和独立厂牌毕竟影响力有限，唱片全球发行不畅，作品推广不济。
在现场演奏方面，最近除了吉尔·夏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演奏、杜梅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与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很少有国外小提琴家或乐团演奏此曲的例子。而国内交响乐团和小提琴家出国巡演则出于商业和情面考虑大多选择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作曲家作品，也较少触及《梁祝》。
志同道不合的时代“悲剧”
鉴于国际化进程的步履艰难，《梁祝》的50周年庆典，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只是华人社团的节日。
为此，“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邀请日本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与上海交响乐团于4月28日音乐节开幕演奏《梁祝》，算是庆典最为浓重的一笔。
国家大剧院于5月27日以一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及《梁祝》小提琴及钢琴协奏曲作为献礼。隔街相望的人民大会堂也于前一天呈献《梁祝》庆典。
然而，以作品50周年诞辰为主题的庆典方式本身就与常理不合。音乐界通常的做法是纪念作曲家的诞辰与逝世，借此纪念作曲家的音乐。譬如2006年莫扎特，2007年肖斯塔科维奇，2008年西贝柳斯和梅西安，2009年海顿、亨德尔、门德尔松、普赛尔和马尔蒂努，2010年肖邦和马勒等，都“以人为本”呈现。
中国特色的《梁祝》纪念活动也反映出这部作品在著作权方面的不和谐音，焦点则是两位作曲家。
近年来，何占豪通过一系列媒体撰文反复指出陈钢在接受采访时对作品创作过程的若干“错误描述”，强调自己的旋律为先，配器为后，继而指出作品是“集体的智慧结晶”。陈钢则认为“作品不仅仅靠旋律就能写出”。两位作曲家拾笔写的更多是文字而不是音符，更在音乐会和电视节目录制现场说得“气色绯红”，这都是集体创作惹的祸。
作为集体创作的“始作俑者”，孟波在回忆当时建立创作班子时言简意赅地指出：“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我将《梁祝》创作交给小组。但由于小组中没有人学习作曲，便委派作曲系高才生陈钢加入。何占豪当时是小组成员，小组其他成员后来退出创作。《梁祝》便是由陈钢、何占豪两人共同创作，缺一不可。”
尽管在“**”期间，何占豪加入反右思潮，批判《梁祝》，承认孟波“逼迫自己参与梁祝创作”，在法律上等于否认了自己对《梁祝》享有的著作权和版权，但时间逐渐宽容并忘却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还给了何占豪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尊严和地位。
陈钢与何占豪，一个是“右派”兼大作曲家的儿子，50多年前的名门子弟，作曲系的高才生；一个是农民的孩子，坚定的“左派”，越剧院出身，创作《梁祝》时没有作曲经验。两人秉性、出身、信仰、背景和知识结构大相径庭，却因为时运之下对西洋乐器民族化共同的信念、在爱国情操和为国争光志向的撮合中，走到一起，在那个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的特殊年代，合作出了一部惊世之作，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分道扬镳的种子。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钢与何占豪日后的音乐创作再次证明了孟波当时圈点两人组团之高明。何占豪自《梁祝》之后再无创作出具有同等水准的管弦乐作品，只有若干小品流传。陈钢虽有《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小提琴小品佳作，却在尝试类似体裁创作时灵感不再，他最近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和《红楼梦》均只是取得昙花一现般的成功。
两人在《梁祝》之后的创作生涯其实也是过去50年整个中国古典音乐作曲界传世作品“不孕不育”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梁祝》表面光鲜的阴影之下，志同道不合的陈钢与何占豪，既是时运的宠儿，也是时代的牺牲品。让我们学会欣赏《梁祝》的残缺美吧！
2009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