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值得重视：在各大演出场所演出容量远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激增，究竟能否培育演出市场的良性发展，还是靠竭泽而渔地抢夺他人的地盘？它起到的究竟是引领作用，还是垄断作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余陈之争升级？
2008年4月底至6月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拉开序幕。这一庞大的项目邀请到中国内地42支交响乐团中的37支到国家大剧院举办音乐会。在缺阵的乐团当中，除去因为编制、经费不够和之前在大剧院多次亮相的三支乐团未出席外，另有两支格外抢眼，分别是无论在经费还是艺术水准均处于国内顶尖行列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
两支缺席擂台的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均为中国指挥家余隆。不可避免地让人回想到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与余隆之间的恩恩怨怨。
早年余隆创立中国爱乐乐团之际，从时任乐团音乐总监的陈佐湟手中的中国交响乐团“借走”大批人马，导致“国交”一蹶不振，陈佐煌也黯然离职。因此当陈佐湟由吴祖强教授推荐出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之后，“陈余之争”大有升级为各自所代表阵营的互相较劲之势。
国家大剧院目前与上海大剧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越来越多地与东方艺术中心联动演出。陈佐湟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并极有可能在明年染指深圳交响乐团。余隆手中握有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和2009年即将建成的广州大剧院，也是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陈燮阳退休之后的继任的三位有力竞争者之一（另两位是汤沐海与吕嘉）。
抛开“余陈旧怨”和国家大剧院不做场租的清规不谈，同为北京严肃艺术的名片，200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未能与国家大剧院形成任何形态或方式的合作，也是一个危险且刺痛人心的信号。这一信号所蕴含的更深一层次的意味是演出市场之争：资金、演出资源和市场。
两者同为北京市政府下辖，资金来源为政府拨款和商业赞助，国家大剧院已在资金方面打破了过去音乐节一统天下的局面。第十一届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上，音乐节负责人称，日后的音乐节重点将从单纯演出转移到教育项目上，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从高成本制作转向低成本运作的另一种说法。在演出资源方面，国家大剧院利用其雄厚实力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加之其三座大厅的剧场资源吸引了国外团体和艺术家，而剧院“国字号”的金字招牌和与众不同的外表也使演出团体趋之若鹜。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音乐节的质量和发展。而摆在艺术管理者面前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使不是整合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也需要使双方形成合作和资源共享。
开拓新的战场
双方的竞争即使再激烈，对于乐迷而言，同一场演出，在保利剧院或国家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或上海大剧院，除去音响效果和票价上的细微差别之外，也许仅有前往的交通路线不同而已。况且，这种分庭抗礼的局面也将逐渐被打破了，余隆阵营与国家大剧院也将很快结束“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余隆阵营之一，也是最为“铁杆”的中国爱乐乐团（不久前刚结束历史性的梵蒂冈演出之旅），迄今为止尚未进入过国家大剧院演出。
据最新的演出情报，中国爱乐乐团将于2009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而指挥将是现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李心草。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个月发布了2008—2009演出季上半部分名单，其中桂冠指挥汤沐海与首席客座指挥邵恩双双失踪，就连常任指挥李心草也仅指挥一场开幕演出，曲目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可演出前李心草突然胆囊炎发作住院治疗，于是从整个上半个演出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陈佐湟指挥数十场。
李心草缺席“国交”，自然将会出现在其他乐团，中国爱乐乐团无疑为上佳之选。而同由保利文化管理的东方艺术中心则已有越来越多的演出与国家大剧院联动，如即将来华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皇家管弦乐团和罗马交响乐团，以及已经来华的比利时弗莱芒什管弦乐团等。作为“东艺”音乐总监的余隆和监管方保利文化显然已经对“东艺”失去了控制力。
而余隆本人也在2007年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时，坦言要渐渐从音乐节淡出，让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引领音乐节步入下一个十年。
从1998年建立北京国际音乐节和2000年创建中国爱乐乐团，余隆当然不会甘心到此为止，种种迹象表明，余隆正在将职业生涯中心南移，致力于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厅团一体”的探索，并极有可能接替陈燮阳入主百年老店上海交响乐团。
这种“转移”，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将是听众。
2008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