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费城乐团的威望和名声，以破产为由，管理层获得融资和拉赞助更不费吹灰之力。破产，成了更像管理层为了掩盖自己的管理不善，而将主要矛盾转嫁栽赃给乐师的伎俩，同时牺牲掉音乐家福利，以求自保和高薪。而乐师在这一破产案中，扮演了既是受害者又是不光彩的角色——老乐师离去，年轻的乐师取而代之。在音乐人才济济的美国，补充乐师轻而易举。
回**在人们耳边的“费城之声”，或许在2012年上任的音乐总监、年轻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塞冈（YannickNézet-Séguin）的带领下可以重拾自信，但失去的，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而这段历史，与中国密切相关。
费城乐团的中国缘
费城乐团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1973年初秋，在理查德·尼克松进行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的一年半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在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1971年），当时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EugeneOrmandy）就曾写信给尼克松，希望能带领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奥曼迪生于匈牙利，1921年移民美国。作为东欧出生的指挥家热衷到特殊年代的中国演出也在情理之中。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中美政府经过长达两年的接洽、商议和安排，费城乐团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到访的美国专业交响乐团。
演出之余，为了加强与中国的音乐交流，乐团由奥曼迪指挥，与钢琴家爱普斯坦（DanielEpstein）一道，为美国大厂牌RCARedSeal灌录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其他补白的音乐则是乐团首次中国巡演的演奏曲目，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和莱斯比基的《罗马之松》，唱片说明书内则印上了奥曼迪和江青的合影。
这张在特殊年代由西方乐团首度录制中国红色经典的美国大厂牌公司出版发行的唱片，凝聚了几乎所有国人的感情，也使得费城乐团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亲和力，一跃成为西方乐团之冠。
其后，费城乐团又于1993年、1996年和2001年三次造访中国举行巡演。2008年6月的演出为乐团第五次访华，是为纪念乐团访华35周年和中美建交30周年而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2010年5月，乐团在迪图瓦的带领下第六次造访中国，履及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世博”。
随着外国顶尖乐团访问中国日趋频繁，历史的光景和特殊时期的话题渐渐被人遗忘，费城乐团在中国不再享有昔日的骄人荣誉。这与乐团在萨瓦利什离任后遇到的艺术困境，也是相呼应的。
对中国乐团的启示
费城乐团的破产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有舆论认为，“费城乐团都能破产，那别的乐团如何自保，尤其是中国主要靠政府扶持的中央及地方乐团”。其实费城乐团的破产，只是美国音乐界变革重组的多米诺骨牌的先头部队。在费城之前，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交响乐团和加州的帕萨迪纳交响乐团已宣告破产，锡拉丘兹（Syracuse）交响乐团和巴尔的摩歌剧院更是关门大吉，拍卖了歌剧置景和道具。但这些遗憾只是硬币的另一面，这枚硬币的正面则是，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麾下的新世界交响乐团入主弗兰克·盖里全新设计的新世界音乐厅、洛杉矶附近建成的全新北岭（Northridge）音乐厅、乡村音乐圣地纳什维尔新盖的斯海默霍伦（Schermerhorn）交响中心，硬件的崛起和当地乐团的入主，反映出美国乐团的破产，就像人体新陈代谢一样，属于极为正常的自然现象。缺乏竞争力的乐团度日如年，艺术与管理俱佳的乐团扶摇直上。失血和造血在同步进行，只是在不景气的大社会和小环境中，破产现象延伸的意义被无限放大。
对于中国的乐团而言，费城乐团破产的警示意义，并非在于破产的结局，而是提醒中国乐团警惕劳资关系交恶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2011年3月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音乐家联合会国际乐团峰会（FIM-IOC）上广为代表接受的一点，便是乐团内部管理最为重要的，非良好的劳资关系莫属。在音乐界，指挥或管理层与乐师交恶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穆蒂被斯卡拉歌剧院炒鱿鱼，巴伦伯伊姆被巴黎歌剧院踢出大门，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反目成仇，NHK交响乐团弃绝日本第一指挥家小泽征尔，武汉爱乐乐团匿名信直指上层裙带关系，等等。艺术合作更多源自思想和气场统一，才能营造出和谐之声。台下的纷争倘若波及台上的演出，则会形成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警示意义是，如何培养中国艺术管理人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与世界接轨的钢琴家、小提琴家、打击乐演奏家和歌唱家，唯独在全局把控才能方面尚需努力，诸如乐团经理、指挥和艺术高管。如香港管弦乐团，无论乐团总经理还是音乐总监，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有海外高参加盟，颇值得内地乐团借鉴。
费城乐团的破产，或许是一个乐团自然发展的规律。等待费城乐团的，是漫长的融资和尴尬的重组。而与此同时，美国处于上升期的其他乐团，诸如亚特兰大、匹兹堡、洛杉矶、旧金山等，已完全有能力和财力，取代费城而成为“五大”之一。
2011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