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除夕前夜，国家大剧院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了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该年是以“华人音乐家和中国音乐”为主题的新春音乐会创办的第二个年头。首届全球华人新春音乐会于2008年举办，由汤沐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本次由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歌唱家宋祖英、小提琴家薛伟和刚刚签约DG的钢琴家王羽佳加盟演出，使得音乐会生辉不少。
其实追溯国人与新年音乐会这一传统的渊源，享有盛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一个不可绕过的情结。早在1973年4月，维也纳爱乐乐团便在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和威利·博斯考夫斯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其中第二场便是由博斯考夫斯基指挥的维也纳圆舞曲专场，其实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北京版”，也是中国听众首次不出国门现场体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魅力。
博斯考夫斯基虽然在指挥界风云榜处于中流，但他1936年起就担任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1955年始他连续指挥了25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不二代言人，也是两位既能指挥又能以首席身份拿起小提琴演奏，复归施特劳斯时代传统的新年音乐会指挥家之一（另一位是洛林·马泽尔）。
后来，中央电视台在1987年首次引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实况录像，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自1989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开始用卫星同步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年担任指挥的是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此后除了1990年外，中央电视台连续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长达22年，造就了国人一年一次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习惯。
这股新年音乐会风潮继而在国内引起了不少学术界和演出界人士的反思和讨论，并朝着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其一是拿来主义，彻底保持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原样，推出以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为主线的新年音乐会。这类演出或由本土乐团，或由外来的乐团担当。比较突出的有上海音乐厅举办的约翰·施特劳斯乐团新年音乐会和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然而听众对维也纳的膜拜也使不少打着维也纳旗号的洋草台班子到国内“发新年财”，留下了一台台质量低下的音乐会。
据KLASSIKOM音乐资讯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和调查，2009年新年期间打着各类“奥地利”和“维也纳”名号到国内演出的乐团多达数十支，没有一支是常驻维也纳的，均是为了新年临时拼凑的乐团。
其二是部分借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邀请国外一线乐团或指挥家来华演出，结合西方古典音乐核心曲目和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会传统。这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其优势是以名团、名家、名曲的传统观念打造一个新年期间高质量的消费对象，质量有保障。较为典型的是自1997年以来连续12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北京新年音乐会，2008年年底邀请的是BBC爱乐乐团和指挥家瓦西里·西奈斯基。历届邀请的乐团和指挥家包括以色列爱乐乐团/祖宾·梅塔、英国爱乐乐团/安德鲁·戴维斯爵士等。2009年年底将是德累斯顿爱乐乐团和指挥家博格斯。此外国家大剧院建成以后也从2007年起开始举办类似的新年音乐会。2007年年底的指挥为小泽征尔，2008年年底的指挥为丹尼尔·哈丁。
其三是洋为中用，以原创精神和开明态度对待新年音乐会传统，开发出符合国人口味，并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品牌的新年音乐会。又因春节为农历新年，故也可称新春音乐会。
指挥家余隆从德国学成归来，于1992年出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同年，他创办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那也是本土新年音乐会的雏形。2008年由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巧妙地结合了中国本土曲目和西洋曲目，在业界赢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年初，由著名圆号演奏家韩小明策划、上海大剧院主办的“2006海外华人音乐家新年音乐会”，是一次伟大而意义深远的尝试。散居于全球20多个国家50多个顶级乐团的百位华人音乐家来到上海，另有郎朗、赵静、黄英、张健一、廖昌永和吕嘉等名家参与。在吕嘉的紧密**下，这支华人乐团在短短两天时间内献上了三场高质量的音乐会，曲目中西合璧，但都以古典音乐为主。
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一品牌没有继续，但其突出“华人”和“全球”两大概念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业界，也是2008年诞生的凤凰卫视“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的开山鼻祖。
2009年凤凰卫视的这档音乐盛典，依旧无法褪去类似于“春晚”的色彩，试图以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的民族音乐打造一个多元素的联欢晚会，却无法跳出传统的“四世同堂”的“大而全”的概念。
中西结合是一把双刃剑，而对所谓“中国元素”的认知和筛选亦是成败的关键。仅有两年的“盛典”在两大强力机构的全力推动下暂时取得了市场和宣传上的胜利，但若论起原创性和独家性，以及更高层面的品牌价值和人文关怀，则需要更大量的头脑风暴和眼界尚能达成。
2009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