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蒂罗尔州（Tirol）的埃勒（Erl），是一个乘飞机换火车还要转坐大巴数小时才能到的地方。那里既无当地常规交响乐团，也不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那样明星辈出，但指挥家古斯塔夫·库恩（GutavKuhn）每年都会在蒂罗尔举办埃勒音乐节，指挥年轻乐手组成的临时乐团和由部分村民参加的合唱团，在一座造型摩登的受难剧场数十年如一日地上演乡村版瓦格纳歌剧。
这种兢兢业业的自娱自乐最终开花结果。蒂罗尔版《指环》在ArteNova品牌下出版唱片，卖得风风火火，越来越多的瓦格纳迷每年被吸引到这个偏僻村落中的受难剧场朝圣观摩。地方势力终成地方新贵。
西方国家的交响乐团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两类。仅以法国和奥地利为例，巴黎和维也纳一家独大，占尽天时地利。指挥大师普拉松虽在法国图卢兹躬耕多年，但也多以唱片而不是音乐会发家。意大利除罗马圣洁琪莉亚学院乐团外便少有世界级乐团；而德国、日本和美国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乐团星罗密布，强者林立，各占山头，别具特色。
当今中国的音乐团体也逐渐从以中央集权为主向初露地方势力之端倪发展。
地方乐团逐渐脱胎换骨
起初，由于外侨集中，上海和哈尔滨拥有中国最“古老”的洋人组成的乐团。文化部直属乐团广纳全国英才和各地利税组建而成，成为中国乐团界的老大。然而“中央直属乐团”并未妨碍新生乐团和地方乐团的发展，尤以近十多年为甚。从下个演出季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的中国爱乐乐团、1998年由郑小瑛创建的“民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到新近脱胎换骨的青岛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等莫不如此。
这股蔚然之风最近吹到了杭州。杨洋任首席指挥的杭州爱乐乐团全新组建，汤沐海任音乐总监的浙江交响乐团亦挂牌成立。一个在钱塘江畔风景如画的杭州大剧院内登台，一个在剧院外的下沉式广场亮相，相映成趣。
如果把北京、上海和杭州类比于牛津与剑桥的“德比之战”，当是指挥和乐团间的有益竞争的话，那么李心草则在“天高皇帝远”的贵阳找到了他的乌托邦。由一家贵州百货公司老板出资建立的贵阳交响乐团于9月19日作了首演。
相较于改组或挂牌，贵阳所经历的是从无到有，拔地而起。从李心草到刘云志，这一全“国交”的班底司职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与行政，将大都市的经验和地方新贵的灵活相结合，探索出乐团自谋生路的发展前景。从乐团的“中央”辐射到乐团的“地方”，杨洋、汤沐海、张艺、陈佐湟、胡咏言和郑小瑛等莫不如此。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源于中央文化输出的优良传统，却基于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情结。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需要有常驻的文艺演出机构劳军演出，于是每个省几乎都成立了文工团，后来改称为歌舞剧院，包含一个舞蹈团以及一个为舞蹈伴奏的乐队。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革、重组、调整和更名，歌舞剧院在地方上也有了不同归宿：一大批歌舞剧院的乐队独立出来，单独挂牌或独立经营，成为一支常规交响乐团，比如浙江、江苏、青海、西藏、新疆、天津等；有的融合西方歌剧经典，打造出纯粹的歌剧院，比如上海和北京；有的则未能及时脱胎换骨，而受到后来居上的同城“德比”竞争，比如厦门。
遍地建起音乐厅歌剧院，然后呢？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还要归功于地方硬件建设的热火朝天。一大批演出场所，诸如武汉琴台音乐厅、武汉琴台大剧院、山东菏泽大剧院、贵阳大剧院、杭州大剧院、深圳音乐厅、深圳保利剧院、天津大剧院、天津小白楼音乐厅、福州福建大剧院、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厅、宁波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广州歌剧院等的崛起展现出蓬勃生机，这还不算正在破土动工的石家庄大剧院、长沙港岛演艺中心、上海文化广场和新哈尔滨音乐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