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时，女性占总人口的比例维持在第一次普查的水平。但男性人口的数量因移民的增加而增加了。所以阿根廷就业市场的剩余劳动力就增加了。那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当年注册的剩余劳动力共有22488人，其中外国人数增长了172%，阿根廷人数增长了97%。统计显示，当年阿根廷籍女性人口共有50.38万人，外国女性移民有22.58万人。在就业人口中，阿根廷籍男性占15.68%，阿根廷籍女性占17.08%，外籍男性占42.83%，外籍女性占22.48%。还有一组重要的数据，1869年，每100名男性居民中，外国人占49.3%，到了1895年达51%，即外国男性人口数量已超过本土数量。但是到了1914年的人口普查，尽管移民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但所占比例却下降到了50.5%，这个比例只局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地的丘布特省。
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内陆地区的家庭男子们从未乘坐过火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火车的存在。另外他们也不想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过上不安定的生活。所以只有留在农村。
阿根廷出台了《居住法》之后，旅居阿根廷的西班牙医学家巴伊莱特·马塞在20世纪初对阿根廷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全国性的研究。他在研究报告中的描写和观察令人心碎。随后，阿根廷国会也发布了一份关于潘帕斯草原农牧地区工作和生活的真实状况。抛开受左右政治思想影响的广告以及官方的信息报告，如同马塞的研究报告一样，1914年的全国性人口普查结果和劳工部的报告让人难以置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一座探戈城市所在的经济社会环境，竟然拒绝给女性提供一个平等的权利。这里无须再重复大杂院的生活条件，或者大众妓院的物质条件，但有必要再增加一些看法，特别是女性的实际收入一直比男性低，但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男女双方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并无差别，但女性的实际所得比男性低了30%，甚至一半。
1914年阿根廷第三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女性在就业市场中所覆盖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下表格为普查人口在三大产业中的人数和所占比例。
从以上数据可以明确地看出，尽管男性继续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还继续成为生产环境的业主，但可以看出在第二产业中女性占女性总人口的51.9%，高于男性。但比较突出的是第三产业，几乎接近四分之一的女性从事交通、运输和服务业。
这可能就是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女性加入就业市场后没有为自己的权益斗争，即使有也是潜在的、无声的。
大部分女性从事的工作被认为是卑贱或悲微的，比如在贵族家庭做家政的女子，被看作是厚脸皮讨人嫌的人。男女劳动者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这次普查数据并没有强调女性进入就业市场是普遍现象，而是潜移默化的提及而已。普查结果显示，1914年阿根廷全国女医生共有59名，女律师共有6名，可以认为她们就是女性在社会中崛起的象征，也是女性社会自由化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就业条件有所改善，但力度并不大，每日的工作时间继续维持在10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商店里的女员工，上班的时间基本都是站着的，工作量不大，她们上班时得穿得比女工或服务人员得体，这也意味着她们在服装上的开支更大，而实际收入则更少。
另一方面，卷烟工、洗衣工、缝纫工等工种的工作环境依然没有卫生保障，排字工和火柴工业应该加入这个行列。在那个年代尚未出台关于专业疾病的法律，也没有人关注工作中出现的意外疾病。
19世纪末，当电话开始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得到广泛普及时，需要建立接线中心来接听和转接电话，当时的电话并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按键的，而是手摇的。需要先把话筒拿起来，呼叫接线中心，再摇柄。在接线中心有人工接听，接线员得知接听一方电话号码之后，通过一串密码接通接听方的电话号码而进入通话。接线员的工作环境很干净，也是坐着接听电话，但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工作七个小时以上。成为接线员的最佳年龄是15岁到17岁之间。由于她们太年轻，所以收入很低，而且很容易给她们施加压力，加快工作节奏，增加她们的工作时间，而她们也很顺从，不会抗议。她们的工作没有停顿，哪怕片刻休息也没有，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生产线，目的是为了将接听量提高25%到30%。这也意味着接线员拿着同样的工资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是给企业创造了额外的价值。
就业条件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社会阶层的不断斗争也让每日的工作时间逐渐缩短下来，工作环境的卫生条件也逐渐改善，也相继出台了关于疾病和事故的预见性法律和医疗保障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使得阿根廷的工业进程出现了强势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其结果是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加入新技术，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条件，但也很乐观。
1935年左右，大部分阿根廷女性没有自由生活和单身的机会，但却受到了尊敬。婚姻成为女性逃离父母权威的主要途径，但同时也意味着进入了丈夫权威的家庭，也要受到孩子的拖累。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逃离途径（这里就有一首表达这个主题的探戈：《我可怜的亲爱的母亲》）。
另外一种能让单调的没有前景的生活超凡脱俗的方式，就是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能够拥有房子，美食，服装，娱乐和文化。要达到这些目的的机会很少，但也并非没有，因为只有少数的员工才可能有不错的收入。当时女性从事的自由职业依然没有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也没给她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起初人们还无法适应刚刚出现的女律师、女医生或者女牙医，所以整个社会还继续以男性为主流，同时也拒绝给女性过多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大部分女权主义者经常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去捍卫男女平等的权利，捍卫投票权，争取女性在政治上和其他社会领域的进步。她们在公共领域中谴责男性统治了整个世界，呼吁世界腾出一个属于女性并且脱离男性的空间。但她们的呼吁最终没有获得任何回报。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女性解放可能遇到了一条被社会谴责和鄙视的道路：**易。但是女性解放之路是可选择的，尽管并不平坦，但可以握在手里，以达到自由和金钱双丰收的目的，这却并不能获得尊敬。所以在1940年之前的探戈歌词作品中，一直回**着谴责性工作者的味道，但从未考虑过她们已经处在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极端。同时也在激烈地调侃着大杂院里单调的生活，从不关注她们的物质条件也在逐步改善。所以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词作家从描述或诗意的视角创作时，也会犯一个错误，他们忘记了几个世纪前的名句：“你们这些喜欢无理指责女人的愚蠢男人，并不知道你们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同样拒绝接受日常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在不断超越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