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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国，生活紧张。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地旋转。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像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政治”和“政治家”（politician）在美国绝对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这也是为什么，从前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IsayevichSolzhenitsyn），在美国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的西欧。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直到1994年，在克利夫兰格式塔中心（GestaltInstituteofCleveland）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湖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沿路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在经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我在电视机前观看，竟然热泪滚滚。

第三次，是1991年，电影编导柳元拍摄一部名叫《红卫兵》的大型纪录片，做我的访谈。当柳元先生最后问我：“那你们当年的理想呢？”我愣了，一下子大哭出声，而且乱说着英文加中文的话：“What’swrongaboutthedream?（梦想有什么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不都是在梦想吗？……”我哭得伤心极了。

你可千万别错以为我是个爱哭的家伙。从小到大，谁都知道我是个顶厉害的“假小子”。动辄就和欺负女孩子的男孩儿打架。被人打疼了，也不哭。就是被“四人帮”抓进监狱的时候，还不忘记和看守所所长、提审员开玩笑、耍贫嘴。受多大的委屈，从来也不落泪。真不懂我那几次是怎么了。

重建乐园

在克利夫兰格式塔中心的强化心理培训中，让我补齐了前半辈子该流的眼泪。我方才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处在一种被动、压抑的精神状态里。更让我惊异无比的是，我发现，当我在意识层面，彻底否定了人类大同的理想的同时，我把自己的心打碎了。原来，20多年以来，我有一颗破碎的心。这是为什么，看到自由神像—那人类解放的象征，听到全世界的运动员同唱一首博爱之歌，我会伤心落泪。因为它们触动了我的潜意识，那里仍然深深地埋藏着我儿时的梦想，追求人性美好的梦和我的心灵碎片一起，静静地睡在那里，并没有消失。

“也许，这是为什么你一直在研究如何医治有形的心脏？它表达了你无意识中，要求医治自己无形的心的愿望？”我的心理老师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