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因素模型的研究虽然轰轰烈烈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着，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未能解释清晰、服众的结论。其实，也是这一研究领域仍要继续的研究主题。
一、因素命名与次序
20世纪70～80年代，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大五”因素模型并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素命名及含义的混乱状态。在提到“大五”时，人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大五？”或“谁的大五？”几位重要的五因素倡导者，如图普斯和克里斯托（1961）、诺曼（1963）、迪格曼（1981）、高德伯格（1989）、马格瑞和考斯特（1985）及约翰（John，1990）都有他们自己的大五（John，1990）。例如，因素Ⅲ就有公正性、依赖性、从众、慎重、任务兴趣、成就欲等多种描述，而因素V则被命名为文化、智慧或对经验的开放性。约翰认为，因研究者研究的特质变量不一样，他们由此抽取的因素结构理应有一些差异，但事实上，各种五因素模型之间有更多的共同性，因素命名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因素本身的差异（杨波，1998）。
为了给大五因素一个准确的命名和统一的描述。约翰（1989）、杜威尔（FormyDuval）等（1995）和詹森（Johnson）（1993）等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其中，约翰（1990）指出了传统名称的许多缺点，而最好的命名仍未确定。他建议用罗马数字或马格瑞所用词首字母来替代，这比用一个单词来命名要好，可使人们唤起某一因素所代表的广泛意义。他的重新命名是：
E：外向，充满活力，热情 （因素Ⅰ）
A：宜人，利他，有感染力 （因素Ⅱ）
C：公正，克制，拘谨
（因素Ⅲ）
N：神经质，消极情感，敏觉（因素Ⅳ）
O：开放，创造性，思路新 （因素Ⅴ）
对于人格因素的命名，也随着跨文化的研究而越来越有差异，研究者们更依据不同文化的特点而强调人格命名的独特性。
在人格因素的次序问题上，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是因素分析中因素载荷来确定各因素的位置的。而且，跨文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相同因素在不同文化人格因素模型中的不同次序。如外倾性在西方位于第一位，而在东方文化下却位于次要位置。张雨青和林薇（1995）跨文化研究中国家长对子女人格特点的自由描述中发现，大五因素同样存在于中国儿童中。但是，与美国、荷兰、比利时相比，由于文化不同，对各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因素的次序也不同。中国家长对“谨慎性”和“智力”两因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对“宜人性”的描述很少。
二、人格因素的数量
人格因素的数量应该是几个？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数量模型，有大三、大五、大七等。
（一）大三人格模型
艾森克（Eysenck，1947，1967，1986）提出了三因素模式：外倾性（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精神质（psychoticism）。艾森克根据三因素模型建构了他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1986），该量表在人格因素的测量和评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