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绪失调研究结果显示，持续性情绪压抑的个体相对于无沮丧情绪的个体来说，其前额叶的激活水平降低；并且，左侧额叶前部或者左侧脑区损伤很可能会使人变得情绪压抑，而那些右侧大脑相同区域损伤的病人则很可能变成躁狂者。最后，通过测量婴儿的前额叶激活水平和他们的情感活动，发现那些与其母亲分离所造成的情绪压抑程度越大，右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越高；并且，与那些在同样情景下表现出悲伤情绪程度小的被试比较，这些孩子的左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低。在Davidson与其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给被试看电影片段，以娱乐一些被试，而使另一些感到厌恶。被试观看幽默或令人厌恶的电影的过程也被拍摄下来，同时还记录了他们的EEG。当被试看幽默电影发笑的时候，其左前额比右前额有相对更多的活动。同样，当被试表现出厌恶表情时（下唇下撇，舌头前伸，鼻子皱起），他们的右半球比左半球更活跃。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Fox和Davidson（1986）没有使用电影片段，而是将甜的和苦的溶液放在10个月大的婴儿嘴里，使其产生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对于甜溶液，婴儿表现出相对更多的左脑激活；而对于苦溶液，他们则表现出更多的右脑激活。在另一个用10个月婴儿所做的研究中，孩子的母亲把他们单独放在休息室里，然后一个陌生人进入（Fox & Davidson，1987）。在这一产生焦虑的标准化程序中，一些婴儿会变得悲伤，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婴儿会大喊大叫，大惊小怪，而另一些则不会这样。研究者根据母亲离开时是否喊叫，将婴儿样本分成两组。他们发现，与不喊叫组相比，喊叫组孩子的右脑表现出较左脑更大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这种悲伤与否的（并且与EEG不对称性有关的）倾向是婴儿的一种稳定特征。Fox与其同事（Fox，Bell & Jones，1992）研究了一组7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在他们12个月的时候再次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时间段测量的脑不对称性EEG之间高度相关，这表明脑不对称性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在成人身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EEG不对称性显示出跨测验的相关，跨研究的相关系数为0.66至0.73（Davidson，1993）。这些发现表明，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足以看作是一种底层生物学配置或特质的指标。其他研究表明，EEG不对称性预测了对愉快或不愉快情绪的易感性。Tomarken与其同事（Davidson & Henriques，1990），以及Wheeler与其同事（Davidson & Tomarken，1993）检验了正常被试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与其对情绪电影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被试的EEG不对称性是在他们处于休息状态时测得的。然后给被试呈现开心、幽默的，或令人厌恶、让人恐惧的电影，被试被要求评定其对电影的感受，用这个作为因变量。研究的假设是，与休息时左侧相对活跃的被试相比，右侧活跃的被试（在看电影前测量）会报告对恐惧、厌恶电影有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对于左侧活跃的被试，预测是相反的——他们会报告对开心、幽默电影有更强的正性情绪。这些预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看电影前测得的前额不对称性，预测了随后对电影情绪反应的自我报告，右侧优势的被试报告他们对不愉快电影有更强烈的悲伤，而左侧优势的被试则报告有更多的愉快反应。
习栏1-5
侵犯性人格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
对心理学家来说，人格特征遗传的范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面临的一个潜在问题。一些人暗示存在侵犯性人格特质，并认为犯罪性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而另一些学者对此则持否定观点。
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暗示遗传导致了40％的人在侵犯性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确实对犯罪有影响。例如，从事相似的犯罪活动，同卵双生子是同胞兄弟姐妹的两倍。把被收养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同其亲生父母的反社会行为比较，发现遗传与犯罪性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从事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者，SarnoffMednick提出，“这些研究都暗示，让人们应该充分重视这样的观点，即一些能够遗传的生物学特性可能导致人们的犯罪活动。”
上述观点是否意味着在一些人身上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的。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有犯罪记录，他们的孩子中间仅有少数人被法院判过罪。另外，已经知道，一些文化和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助长作用超过了其他因素。所以，尽管遗传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发展有作用，父母的行为和社会条件也影响犯罪行为的发展。每一种情况之下，都存在先天的和养育的、遗传的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考虑人格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人格的发展总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功能表现；没有先天性就没有后天性，没有后天性也没有先天性。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可以把两者分离开来，但是这两种因素从来没有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
摘自：Lykken，1995；PsychologyToday，March1985.
虽然列举了上述研究证实了遗传生理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但是遗传基因作用到底有多大，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的探索。根据以往研究，对遗传的作用可做出如下评价：
1.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
2.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程度因人格特征的不同而异。通常在智力、气质这些与生物因素相关较大的特征上，遗传因素较为重要，如活动量、焦虑、支配、内外向、躁郁症、精神分裂、酗酒、犯罪倾向等（Holden，1987）；而在价值观、信念、性格等与社会因素关系紧密的特征上，后天环境因素更重要。
3.人格发展过程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存在“全或无”的情况。遗传因素影响人格的发展方向及形成的难易。
近些年来，关于进化和遗传对人类心理功能的贡献的看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的确，强调遗传因素的呼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警告在强调遗传的作用方面极端化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不愿意承认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遗传的影响逐渐被接受。这对于人格领域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使得人格研究从简单的心理环境决定论中摆脱出来。然而，现在的危险在于，这种做法有些矫枉过正，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人格几乎完全是由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