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
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困境与出路一直是弗洛姆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他看来，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下的现代西方人普遍体验着以下三种精神困境。
（一）逃避自由
按照弗洛姆的说法，在古代社会，生产和经济都不发达，社会发展缓慢，竞争也不激烈，人们世世代代守着家乡耕作生息，虽说那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但反而使人感觉到安全。后来随着民主制度的崛起，人们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却意外地体验到了巨大的困扰。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劳动手段不断更新，社会变迁越来越频繁，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经济危机和战争难以预料，人们自然会体会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同时，当我们回归自我，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独自面对巨大的责任，于是个体陷入难以承受的无助和孤独的状态，发现自己其实无比的渺小。面对这种感觉，弗洛姆认为人们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另一种是走向“积极的自由（positivefreedom）”。
弗洛姆提出人们用以逃避自由的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追求强大和权威，剥削和支配别人，致使他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痛苦不堪，以克服自身的自卑感，弗洛姆以此来解释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第二种机制是毁灭（destructiveness），即人们以毁灭和破坏来逃避对自己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弗洛姆甚至认为，所谓的义务和爱国主义都是潜意识里对毁灭行为的合理化，目的是克服无助和疏离感。第三种是主动从众（automatonconformity），弗洛姆认为大多数人都使用这种方式来逃避焦虑，即努力表现得和所有人一样，放弃自我，投入大众之中，成为整个工业社会大机器上的一颗没有个性的螺丝钉，希望没有人注意自己，从而可以暂时逃避与众不同和自由所带来的威胁。
那些没有使用上述三种逃避机制的人，则有希望成功地保持自身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他们了解真实自我的可贵，并且十分地珍惜，所以他们能从生活点滴中获取生命的意义和乐趣，能够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懂得爱，并能从中寻得幸福和快乐。弗洛姆把这种自发地继续个体化的过程称作积极自由。
（二）疏离
所谓疏离感（isolation）是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无根飘零，总好像在流浪的感觉，连自己对自己都觉得陌生，无法掌控。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了人不得不成为他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附属品，人们因而感觉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自己仿佛跟自己失去了联系，飘忽在半空中，就像是个物品一样，虽然也有感觉，也有常识，但无法跟他人及这个世界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三）机器人化
弗洛姆认为，机器人化（robotism）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西方世界的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机械和信息系统最终取代了人力和人脑。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个人所完成的一切产品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排好了的简单动作，人就像是机器人，只要执行指令，无需思考和创造，也无法释放出活力与**。
二、社会变革论
弗洛姆认为要想解决现代人的种种精神危机，必须从社会的角度，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虽然弗洛姆的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是二人研究的角度还是有着相当的不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对个别精神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基础之上的，而弗洛姆的理论是立足于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病态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他警告说，世界性的粮食短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都是由工业化和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所引起的，核武器的激增更使我们陷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境地。他认为，正是不健全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唯有社会的健全，才有个人人格的健康，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地改造这个社会。
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会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真正政治民主、经济公有的社会，用有计划的发展取代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张，降低物质的重要性，强调以真实需要为目的的消费。弗洛姆还建议必须废止现代工业，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理性的力量。除此之外，弗洛姆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内容遍及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