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他拍摄了自己唯一的一部虚构电影：《加拿大的培根》（CanadianBacon）。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显然受到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的影响，但是讽刺得更加强烈与直白。美国总统准备攻打加拿大，并认为对加拿大宣战是一件和对恐怖主义宣战同样重要的行为。这部影片不仅影射了许多原型，还嘲笑了美国穷兵黩武的思想以及加拿大和美国间的暧昧关系。1997年的《大家伙》（TheBigOne）则把焦点对准了大规模群众失业的现象，Nike（耐克）公司这次成为迈克尔·摩尔的标靶。接下来重要的作品《给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forColumbine，2002）定焦于美国的枪支和暴力文化。这部影片为迈克尔·摩尔赢得了众多的声誉。2007年的《神经病人》（Sicko）聚焦于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在美国至少有四家医疗保险机构给员工下了禁口令，但这并不妨碍戛纳电影节上观众为迈克尔·摩尔起立鼓掌。之后他又拍摄了《穿越美国的迈克船长》（CaptainMikesAcrossAmerica）和《资本主义：一个爱的故事》（Capitalism∶ALoveStory），分别关注了美国的大学生政治与200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纵观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生涯，他总是以一个美国的批评者的姿态出现的。他批评的领域也非常之广，涵盖了群众失业、经济腐败、军事政策、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迈克尔·摩尔的左翼思想非常明显，这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大众揭示了许多真相，但是这些真相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干预的，观众看到的只是另一种被编排好的“事实”而已。面对如此具有控制欲的导演，观众的知情权和解读权被大大地弱化了。看他的电影，毋宁说是抱着一枚“定时炸弹”，必须时时刻刻谨小慎微。
《华氏9·11》就有这样的创作意图。尽管如此，导演迈克尔·摩尔还是坚持认为它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政治宣传片。以他在纪录片界中的地位，这个说法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争议——关于纪录片应然还是实然的问题。就《华氏9·11》来说，这个实然的作品无论如何获得了观众极大的反响，收获了史上纪录片最高的票房。导演的一段话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从电影院出来的观众们所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镜头我们从来没见过？’‘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观众的这些反应并不是我制作这部电影的最初意图，但却成为观众们从电影院带走的问题。”[12]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真相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在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揭露不为人知的一面或许正是《华氏9·11》最大的价值所在。而联想到迈克尔·摩尔的《给科伦拜恩的保龄》和《神经病人》都位列史上十大最卖座的纪录片之中，这个事实就更不容否认了。
2.多种纪录片艺术手法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