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根据肯·凯奇发表于1962年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显然受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特定时代氛围和作者的个人经历的影响。肯·凯奇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写作学位，课余时间在一家精神病院做兼职。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文坛受到反传统、反体制社会风潮的影响，出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思潮，以金斯堡的《嚎叫》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代表的“垮掉派”们痛恨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他们以浪迹天涯、亲近自然为乐，宣扬绝对的自由，并且以吸毒、酗酒、纵欲等向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发起挑战。肯·凯奇很明显地受到“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他自愿参加了政府在一所医院进行的LSD药物（一种治疗精神错乱的药物，它能有效控制精神错乱，但是会产生幻觉反应并导致上瘾）的实验项目，肯·凯奇因为服用LSD，在精神病房工作时经常在幻觉中看到一个高大的印第安人在拖地板，这便是《飞越疯人院》中“印第安酋长”这一角色的原型，而“垮掉的一代”的痕迹也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对酒精、女人的推崇，冲破束缚后出海航行）。我们可以断言，《飞越疯人院》不仅是一幕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带有悲剧色彩的闹剧，更是一则关于美国现存体制的寓言。
疯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曾多次出现在德勒兹、杰姆逊、福柯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阐述中。福柯在其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颇富洞见地记述了疯人是如何历史地取代了麻风病人成为‘文明社会’所必需的象征性的离轨者。历经愚人船式的放逐、展示，同时伴随着关于疯狂的话语建构；到对疯人的严格禁闭与缄默中的遮蔽；直到‘解放疯人’，现代疯人院诞生，现代疯人院由此成了‘文明社会’重要的权力机构。其中，现代精神病医师并不必须‘根据有关疾病的客观定义或根据具体的对疾病性质的诊断来行事，而是要依靠笼罩在家庭、权威、惩罚以及爱情上面的神秘威力并通过这些来起作用’。不难看出，疯狂与疯人院在于福柯无疑成了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在福柯那里，疯人院与监狱不仅是文明社会的范型，也是西方文化的范型”[8]。如同福柯把疯人院隐喻为整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少人把《飞越疯人院》视为一则以麦克·墨菲和印第安酋长为代表的叛逆者，对以拉齐德为代表的专制统治者发起的颠覆和反叛的神话，而病友哈丁、比利、马蒂尼等人则代表着现代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小人物在现代社会制度的禁锢中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但他们无力战胜强大的统治权力，只好服从于既成秩序的话语，从而构成了一种与现存体制“结对的共谋关系”（哈丁、比利等人都是自愿来到精神病院的）。
影片的形式风格，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新好莱坞电影。米洛斯·福尔曼遵循的是经典的好莱坞镜语体系，他用熟练而精当的电影语言来讲述这样一则社会体制的寓言，并且巧妙地借用空间造型等技巧来完成影片主题的表达。比如拉齐德护士长的权威正是通过电影空间的修辞得到反复的强调。在精神病人活动的病房中，由玻璃窗所隔离开的护士间成了不容侵犯的权力领域。拉齐德总是在护士间里面透过玻璃监控着病人们的一举一动，并且用传达权力意志的工具——扬声器话筒下达她的指令。如果有病人胆敢违抗，那么守卫在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自会用暴力实施对他们的惩戒。但是，麦克·墨菲却以接二连三地侵犯护士间这一代表着统治秩序的空间来向拉齐德的权威宣战。刚入院不久，麦克·墨菲因为在打牌的时候被公放的音乐声干扰，而擅自闯进护士间里企图关掉唱片机。他的这一举动吓到了小护士，但拉齐德却镇定自若地把他请出去，并向他强调不可擅入这一特定空间。这是麦克·墨菲第一次与拉齐德的正面交锋，也是精神病院里第一次有人提出对现存秩序的反对；因为病人们常常跟随着麦克·墨菲一起用香烟作赌注打牌，拉齐德开始感受到麦克·墨菲在病人中的影响力已经威胁到她的权威地位，于是拉齐德没收了他们的香烟。病友马蒂尼在集体治疗会上要求归还他的香烟遭拒后，开始歇斯底里地吵闹，但是拉齐德却仍然不为所动，义愤填膺的麦克·墨菲遂一拳砸破护士间的玻璃，伸手拿走香烟还给马蒂尼。这一次进一步的叛逆行为使得麦克·墨菲被施予脑电击“治疗”。在病人们的狂欢夜中，麦克·墨菲甚至把女友凯蒂带进护士间，并且利用拉齐德的专用工具扬声器话筒召唤病友们醒来，以狂欢化的仪式解构拉齐德代表的高高在上的权力。最后，众病人均涌进护士间里，肆意打翻物件，翻看病历，成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秩序的集体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