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现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热点题材
相比于其他的电影类型，社会伦理片是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热点最近的一种。在社会伦理片中，社会的弊端（比如阶级分立、种族歧视、贫困失业等问题）和家庭的矛盾（婚外恋、离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等）内容都得到了详尽的反映。而且，无论是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样反映普通人真实生活境遇的电影，还是像美国的家庭情节剧那样寄予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的影片，均以题材的普遍性、日常性、亲近性为切入点。
新现实主义提出“还我普通人”的口号，影片主要取材于生活本身且大量借用了真人真事。影片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市民和城市知识分子，影片内容也是反映他们的普通的生活。战后，新现实主义电影深入集中地反映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失业尤其是普通人切身感受到的迫切问题，《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11时》都是根据很普通的报纸新闻而拍摄的，事情极平凡，人们每日都司空见惯，但由于影片真实展示了社会环境和人物命运，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深深地拨动了饱受失业之苦的穷人的心弦。新现实主义电影除了突出失业问题外，还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农民的贫困处境（桑蒂斯的《艰辛的米》）、退休老人生活无着、精神孤寂、晚景凄凉的境况（《温别尔托·D》）等。
美国的家庭伦理剧往往通过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伦理状况。比如尼古拉斯·雷伊（NicholasRay）拍摄于1955年的《无因的反抗》（RebelWithoutaCause，1955）便非常直接地反映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青年文化”的时代文化背景。50年代的青年与60年代探索的、激进的、反主流文化的青年不同，他们是处于迷惘状态的“失落的一代”。在影片中，雷伊抓住了20世纪50年代“失落的一代”青年人的特点，刻画了三个对家庭感到失望的青少年。他们与上一代有代沟，与社会格格不入，又看不到出路。“无因”的反抗是指这些年轻人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虚无，却不明白应该反对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反抗？于是只能借助于开快车和以生命为赌博来宣泄心中的郁闷。而拍摄于1979年的《克莱默夫妇》则敏锐地把握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从家庭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走向广阔的职业天地的女性及其家人所面对的严峻的、难以调解的家庭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普遍性。
2.社会伦理片的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