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政治片的叙事往往加入一些侦探片和惊险片的戏剧元素以加强影片的观赏性。
其三，政治影片在叙事结构上大部分都很重视戏剧性。但是其戏剧性一般不拘泥于传统剧作的要求，不去严守开端、发展、**、结尾这一套剧作程式。政治影片的情节既不是“性格的历史”，也不是情感的发展历史。它往往根据“办案”的要求而自然展开，采取多种剧作形式。有些是先向观众端出结果（如被杀）然后倒叙，情节是逆行的，给观众营造强烈的“悬念”。但有些情节却尽力消除“悬念”，最后做出意料不到的结局。政治电影的情节结构形式多种多样，除“办案侦查”式以外，还有“对比式”和“选择式”等。《对一个不受怀疑的公民的调查》用的就是对比式结构。警察机构官员对穷苦人办案十分积极，严判重刑。他们对自己阶层的人犯了罪，却消极应付，以至极力包庇，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雷维科-都灵》（Trevico-Torino，1973）则用“选择式”剧作结构。一个农村青年生活困苦，受尽折磨，只好去城市找工作，满以为城里一定比农村好。他经过流浪失业，好不容易在一家工厂做工，结果发现工厂主处处欺压工人，并不比农村好。影片就是以农村和城市名称作为片名，影片重视从各方面进行农村与城市的比较，选择成了情节展开的基本原则。城乡都逃不掉被欺压的厄运，到底应选择什么道路，影片让观众自己去思索。
3.政治片的精神价值
政治片往往深受批判思想的影响，充满了社会政治批判的锋芒。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欧洲的政治影片，更是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教育、媒介等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社会中的个体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以此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政治影片所要做的，正是暴露出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揭示存在于统治阶级营造出来的表象之下的真实。在这种意义上讲，政治影片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唤醒人们对于不公正的政治体制的反抗精神。曾创作出《大理石人》《铁人》等犀利地揭露出统治阶级政治黑幕的波兰电影大师安德烈·瓦依达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艺术家能够帮助影响（公众的）看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民族）的良知。”电影制作者必须在“容许和不容许之间”维持脆弱的平衡，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必须向观众表达观点，促使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对话”。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部分的美国政治影片虽然也具有揭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内容，但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强化美国民主价值的观念，成为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拉夫曼和吉米·普尔迪合著的《好莱坞社会问题电影：从大萧条到50年代的疯狂、绝望和政治》中指出：“社会政治问题电影将社会分析与戏剧冲突结合进一个有机的叙事结构之中，社会内涵被转换成戏剧事件和电影叙事，并通过一套特别的电影规范设置，将社会话题改编为故事原材料。”[7]像《刺杀肯尼迪》这样似乎毫不妥协地揭露出肯尼迪总统被杀事件幕后的重重阴谋的影片，在影片最后也通过正义的化身——主人公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来呼唤美国的“民主政治”。
4.政治片的观众接受
从政治影片的历史脉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政治片的创作和时代的风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在改革年代（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五月风暴”等政治运动兴起的时代），观众比较容易接受和青睐政治影片，而在相对保守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例如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政治影片则容易遭到观众的抗拒和厌弃。这是因为在改革年代，观众群体较普遍地对现存的体制和政治制度存有反对意见。而政治片里面所揭露的不合理现象和政治腐败的倾向与立场恰好与观众的政治观点与倾向不谋而合，因此这类政治片就比较容易得到观众的欢迎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