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政治电影”在意大利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这种电影类型经过意大利电影人的努力实践，也被影评界逐步承认下来。这也因为意大利的政治片比法国政治片更直率、更直接地触及了或评述了意大利国内的政治问题或政治事件，它的社会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突出和广泛。有评论指出，这种电影使人感到新现实主义似乎没有消亡，它只是换了一种性质。这些影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以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Rosi）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导演，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影片去间接或直接地触及政府、警察局、司法机关、教会以及黑手党的问题。如罗西的《马太伊事件》（IlcasoMattei，1972）。该片以调查、采访的笔法，表现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国营石油公司总经理马太伊的传奇式经历，以及他不同寻常的经营手段和他的神秘死亡。主题实际上喻藏着对意大利政府没有全力支持在国际石油界“孤军奋战”的马太伊的指责。达米亚诺·达米亚尼的《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Confessionediuncommissariodipoliziaalprocuratoredellarepubblica，1971）则是更鲜明地指出黑手党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有着高层的权势人物做后台。埃里奥·贝多利（ElioPetri）的《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Indaginesuuncittadinoaldisopradiognisospetto，1970），也是把矛头指向警察局内部的罪恶与腐败。第二类“政治电影”或“政治片”直接揭示了意大利的一些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欠缺，以及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如，埃里奥·贝多利的《工人阶级上天堂》（Laclasseoperaiavainparadiso，1971），指出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缺乏工会的正确领导，因而他们无所适从，在各种倾向间来回摇摆。第三类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阐述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以及特定的历史给予的影响，如《希特勒的最后十天》（Hitler：TheLastTenDays，1973）和《墨索里尼的最后行动》（Mussolini：Ultimoatto，1974），分别是追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最后挣扎。埃托尔·斯科拉的《我们曾如此相爱》（C’eravamotantoamati，1974），叙述三个曾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友，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的不同变化。保罗·塔维亚尼（PaoloTaviani）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VittorioTaviani）兄弟的《阿隆桑芳》（Allonsanfàn，1974），叙述的是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沦为逃兵、告密者，最后自取灭亡的一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