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者卡维尔梯认为：“西部片，及其历史场景，对法律与秩序的确立的主题重点，以及在边疆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的解决，是一种基本的仪式。……换言之，西部片作为社会仪式是有效的，因为在它那结局与再肯定的基本结构之中，间接地面对着那始终存在于美国文化之中，并且到20世纪越发强烈的不稳定性与冲突。”[4]可以说，我们在西部片中所看到的那个西部地区，正处于开始脱离原始的蛮荒状态，向现代的法制社会和文明秩序过渡的过程。西部片正是通过对若干二元对立的价值冲突的最终解决来强化一种社会仪式的建立，这些二元对立的价值冲突包括文明与荒蛮、都市与乡村、现代工业与农耕传统、社会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牛仔与印第安人（或白人恶势力）等。应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西部片集中体现了西部片作为社会仪式的加强和固化的价值，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部片则开始质疑这些昔日的西部神话构筑出来的精神。我们可以在这些西部片里看到，美国的西部拓荒历史在体现开拓进取、朝气勃发的美国精神的同时，也暴露出贪婪暴力、恃强凌弱的民族劣根性。这些前往西部地区进行拓荒的白人殖民者以“传播文明”为名义，无耻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对他们的族群赶尽杀绝。他们在法律和公正的幌子下却从事着罪恶和不公正的勾当。“以展现西部拓荒为主要内容的西部片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文明的’白人使用野蛮和欺诈的手段来掠夺和屠杀‘野蛮的’印第安人，而‘法律和公正’又是通过‘暴虐和歧视’来加以实施的。西部片的制作者为了自圆其说就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演变过程，从气吞山河的传奇史诗（经典西部片）到怀疑主义的讽刺小品（心理西部片）和宿命冷血的黑色幽默（职业西部片），西部片的主人公也由豪情万丈的牛仔英雄堕落成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和醉生梦死的亡命之徒。同样，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
3.西部片的叙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