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性之间的冲突。表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两性冲突的喜剧片则更为普遍。这类电影围绕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断地为争夺爱情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展开剧情。而且常常是在影片开始，男女双方就展现出了各自在个性和价值观认同上的针锋相对。然而影片剧情却要在这种看似难以置信的情况下促成一对恋人，并最终获得圆满结局。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疯癫喜剧”便把这种两性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许多“疯癫喜剧”中，女人更多听从内心情感的驱使并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有着自由的心灵；而男人则要受到男性社会角色和工作制度的束缚，显得刻板拘束。因此在男人和女人的爱情中，常常交织着冲突对立所爆发出来的笑声。除疯癫喜剧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利·怀尔德的两性喜剧外，表现两性冲突的喜剧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演变成为盛极一时的浪漫爱情喜剧。
3.喜剧的精神价值：超越和自由
喜剧影片的精神价值是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理解一部喜剧片中的幽默元素需要观众在对现实情况有了理解之后，对其做出一定的反思；在反思中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从而得以超越现实环境和自我的精神桎梏。喜剧常常通过笑声来实现对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难以化解的矛盾的超越。卓别林在《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中表现了工业时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束缚，观众在对他用扳手加固女人的纽扣和别人的鼻子等疯狂的行为发出哄然大笑时，也对“文明社会”中摧残身心的诸多规章制度的荒谬性得到了超越性的理解。此外，喜剧电影还以笑来表达人类的自由与自信。爱森斯坦在谈论喜剧时曾说过能笑的人是自由的，西方也有理论家谈到喜剧是通过欢乐价值来庆贺和体现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及精神自由。
4.喜剧的大众文化特性：巴赫金“狂欢理论”
喜剧影片自电影发明以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电影类型之一。无论在哪个时代，喜剧电影都有着众多观众，在太平盛世，人们常以喜剧电影来娱乐自己；而在战乱频仍和经济萧条的时代，人们则用喜剧电影来暂时逃离令人困扰的现实。喜剧有着显而易见的大众文化特征，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以其“狂欢理论”对喜剧的大众性和民间性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巴赫金对“狂欢理论”的思考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文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人们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刻板的，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宗教清规的生活，充满禁欲、严肃、崇高；另一种是狂欢节式的自由自在的疯狂的恣情的生活。狂欢节源于中世纪欧洲民间的节日宴会和游行表演等，在狂欢节的广场上，进行着各种可笑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和侏儒、国王和乞丐都登台演出，充满了戏谑和发泄。狂欢节是全民的，无论平民还是统治者都可以参加。狂欢节使人摆脱一切等级、约束、禁令，采取的是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在这里，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6]
虽然现在人们可以很随意很方便地在家里的电视和电脑上观看电影，但是电影艺术始终还是具有其独特的仪式感，那便是电影实质上是一种影院的艺术。即使在免费的影像资源充斥网络的当下，还是有不少观众愿意掏钱进入电影院观赏电影，这应该远不只是追求视听效果的原因。在幽黑密闭的空间里，人们共享着同一块银幕上的画面，同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在喜剧影片的观看中，不时发出一阵阵默契的互动的笑声，而这一切，不正是巴赫金希望通过狂欢来实现的文化大众的乌托邦梦想吗？“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