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科领域，国内外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纳为几类：[1]第一，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民族国家及政党身份的认同。第二，文学领域基于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关于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三，哲学领域关于主体和认同的研究。第四，社会学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群体等少数群体的认同及消费认同研究。第五，人类学领域关于族裔身份的认同。第六，教育学领域关于认同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进行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却不是很多，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新媒体等的传播与身份认同的问题研究。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身份认同研究，技术批判学派主要探讨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与身份认同问题，文化研究学派的重点在媒介文化和身份政治认同层面。总体而言，关于媒介与身份认同的批评研究多数集中于将媒介作为身份认同的影响途径，从而探究媒介与身份认同的内在关系问题。媒介批评理论就媒介与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性别、族群等内在关系做出阐释。
一、媒介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在20世纪是一个支配性的概念，尽管现代社会人们早已熟悉这样的概念并习以为常，但民族国家却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同时也有社会建构的特性。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民族身份认同的产生与媒介有直接的联系。
（一）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语言媒介
语言的形成为早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可能，语言在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人类社会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等的限制，人类氏族社会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不得不供养较多的族人，为了种族的生存与繁衍，部落必须分化，于是种数不多的原始语言开始不断分化出众多的语言分支，氏族部落的分离导致了语言的分化现象。当人类的语言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扩大以及区域性、世界性的交往的形成，人类语言逐渐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2]
首先，口语的传播与部族身份的认同。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口语的兴起与传播有着生存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部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而这种口头语言就成为直接的“传播媒介”，面对面的直接口头交流在少数的部落中随时间空间流动传播，传承整合了部落的文化与传统。在没有文字书写的年代，部落的文化价值观念就是通过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等形式承载下来，以族长、氏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群体形成了早期最为巩固的“族群认同”。麦克卢汉认为，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语言。语言既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迄今可以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3]
其次，文字、印刷语言与民族身份的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文字、印刷语言的直接作用。文字的出现创造了一个非声音的符号，使得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借助于文字有了共同的文化意识。在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扩散作用的是以印刷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书籍和文献等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独享的特权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品，文字在此就成了共享交流的工具。交通、通信技术和设施的改善逐步缩小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在增加了人的流动性的同时，也加深了地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联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