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分析采用的是持续比较法（Cresswell，1998），同时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还对个人提出的问题从主题方面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横跨了对参与者的访谈以及和他们的对话。另外，笔者还借鉴了艾伦（Allen，1998；2002）的研究，特别是其提出的学习讨论（learningtalk）的观点，当观众相互交谈和互动时，这种学习讨论就会出现，同时笔者还借鉴了社会文化理论在博物馆研究中的作用。艾伦（Allen，1998）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非常细致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理论是如何影响科学博物馆的境况与研究的：（1）重点强调的是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学习的结果；（2）把焦点置于承认学习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研究议程上，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对行为的关注上；（3）承认博物馆是一个“对话的场所”，包括隐性的对话，在隐性的对话中，展品与实物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4）鼓励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真正携手合作，“一起追求共同的议程”；（5）承认叙事的力量，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各种叙述究竟是如何影响观众的兴趣与动机的。在本项研究中，很多访谈与现场记录捕捉到了一次多人展开的会话。当我们试图从一种更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来理解观众的意义建构时，这样的对话就非常重要。不管是对个体的谈话还是对小组的谈话进行分析，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观众经验的认识。我们对留言卡进行了阅读和归类，把它们分成“有用”和“无用”两类（无用的留言卡上基本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语言，比如几个颠三倒四的词，留给同学的虚张声势的话，具有亵渎性质的语言，以及无法分辨的文本等）（对大量临走时的留言进行分析与编码的更为详尽的描述请参见Pedretti & Soren，2003）。有用的留言被编码成了各种新的主题。借助于社会文化框架的帮助（Davidsson & Jakobsson，2007；Schauble，Leinhardt & Martin，1998），笔者把焦点集中在观众的体验上，并通过它来解读观众的意义建构过程。
观众对“人体世界”的反应
数据显示，98%的受访者对展览的反应是积极正面的。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人体世界”第二次到多伦多来展出了（它在媒体上引起的轰动效应此时已大为平息）。另外，受访者都是主动前来参观的，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3]
我们通过由媒介、讯息与张力三者构成的架构来对调查结果及分析进行呈现。这样做表明媒介与讯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在诸如“人体世界”这样的展览中更是如此。对意义建构进行的解读横跨了文本（如板报和文学摘录），人工制品（媒介，如人体的塑化物）与对话（观众团体内部的对话，以及与现场专家的对话等）。尽管媒介和讯息以线性顺序进行呈现，但事实上它们是相互纠缠、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它们并不意味着要被具体化，同时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当观众在展览中不断前行时，媒介与讯息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
媒介
对人体的颂扬与赞美
和沃尔特（Walter，2004）的研究结论差不多，在本项研究中，人体受到了观众的大力追捧。很显然，这些塑化物或人体对观众产生了一种非常深刻而且强烈的影响。观众报告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他们也常常表现出惊叹不已的样子。展览所具有的高度实体性与逼真性让观众敬畏、着迷，而且还激发了他们的审美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