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介行动这一观点来看，一个家庭在触摸箱前展开的互动涉及多重参与主体（家庭成员或团队成员、工作人员等）。这些参与主体使用的是各种不同的沟通与思维工具（诸如触摸的方式、使用的语言与手势、述说的方式抑或各种助记装置等），实现的是不同的目的（诸如玩乐、学习或保护动物），所处的是不同环境，具体来说包括组织环境（水族馆或博物馆）、制度环境（家庭、教育）、文化环境（闲暇时间）和历史环境（21世纪初）等。对本研究来说，这种对学习进行探索的方式认为学习发生在各种不同的参与主体、工具与环境中，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是：这些语言和互动方面的套路是如何为深度参与提供中介支持的。使用这些套路的既有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有各种印刷形式的材料（包括标识与标记），还有观众自己。这些观众与触摸箱之间的深层互动要么是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其间也会有与博物馆讲解员的交谈，或者是去阅读某一个标识或标记），要么就是作为一个小规模团队中的一分子和其他人一起进行的。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对其所处的情境进行理解的能力，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是在真实情境下获得的，这一点在下面会有所描述。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次研究所依据的数据语料库来自美国西海岸四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水族馆，这些数据语料库是进行分析的基础。这四家水族馆在入馆费用（免费还是收费）、使命、规模大小、工作人员配置以及参观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不同特征。这四家水族馆配备的触摸箱展品在尺寸大小、基本结构、动物类型（脊椎动物或无脊椎动物）以及是否有相关的讲解员/工作人员为参观提供中介支持等方面也各不相同。总之，这四家水族馆配备的触摸箱在美国西海岸地区的水族馆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的样本。
本项研究针对的是家庭群组，因为他们在前来参观触摸箱这些展品的观众中占有很大比例。参与者均是从跨代群组中选择的，即参与者所属的家庭群组在前来参观触摸箱展品时至少要有一位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与触摸箱进行的互动往往都发生在非常拥挤或嘈杂的空间环境中，为了抓住互动的丰富细节，我们为参与本研究的家庭群组成员（四家水族馆共有四十一个家庭群组参与）配备了两个无线领夹式麦克风（其信号可以被输入数码摄像机中）以及一个数字音频录音机。参加者参观触摸箱的整个过程都会被以音频与视频的方式录制下来。尽管并不是所有参加者都配备有麦克风，特别是在两人以上的群组中更是如此，但我们给他们配备的多重设备还是可以有效地把群组内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以及家庭成员与博物馆讲解员之间的对话捕捉到。[4]
我们对这些数据集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对视频数据的分析是按照一个迭代式的编码程序进行的，这套编码程序包括了好几“层”的分析。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分析程序和阿什（Ash，2003；Ash，etal.，2008）与罗韦（Rowe，2011）等人曾经使用的分析程序差不多，先是对数据进行初步转录，这种未经过加工的转录展现了视频中录制下来的活动的整个过程。我们使用Transana对转录的数据进行处理，这是一款“开源的转录与分析软件，可以对音频和视频数据进行转录与分析”。每一个视频都被切分成几段，这种切分基本上是按照视频中录制的活动的变化与发展来进行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为切分出来的每一段视频进行更为详尽的转录处理。我们使用时间编码把这些转录出来的东西与切分的视频片段进行联结，并且直接用编码对转录出来的结果进行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