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用社会文化或文化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本架构（Vygotsky，1987；Luria，1982；Wertsch，1985），以对真实场景下的学习进行探索；现在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常见，因为与非正式或自主学习相关的各种研究声势越来越大（Phipps，2010）。就像本书中很多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表明的那样，这一社会文化方法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探索语言、活动、实物，甚至是活的动物究竟是如何成为行为组织、沟通交流乃至最为终极的心智思维工具的（Rowe & Wertsch，2002；Rowe & Bachman，2011）。例如，我们可以把观众在触摸箱前进行的接触活动视为一种中介，这种中介能够为一家人在展品前获得的体验提供支持。这些接触活动的基本套路具有普遍性，这些活动在触摸箱前的绝大多数互动活动中都能够看得见，和其他一些互动活动的基本套路一样，它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或中介手段）进行分析，这种文化工具不但架构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还架构了他们其后的思维活动。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学习与发展的发生是人深度参与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各种互动活动中导致的结果。各种物理或心理工具为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互动活动提供了支持，这些物理或心理工具包括各种实物（在本案例中还包括活的动物）及符号（主要是语言，但并不仅限于语言）等。在本项目中，我们把观众家庭在触摸箱前展开的各种互动活动视为“中介行动”的样例（Wertsch，1998）。中介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方法，其目的在于践行维果茨基学派所持的学习研究观念，即所有的思维都是由各种符号系统径直提供中介支持的。它承认社会文化方法的任务就是“彰显人的行动与这种行动所处的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Wertsch，1998，p.24）。中介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学习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分析框架。从本质上讲，在中介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内，可以综合应用多种数据收集的方法以及解释性的理论，传统的学习研究是基于个体的心理的叙述，而该分析框架试图超越传统的学科限制。就像沃茨奇（Wertsch，1998）所讲的那样，采用中介行动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个体主义描述存在的各种陷阱，同时又有助于我们避免对学习进行社会决定论的描述。通过把分析的焦点从个体心理或社会组织与环境转向个体与群体在特殊的真实情境中对特定交流与思维工具的使用，中介行动这一研究方法把焦点既置于作为学习者与行动者的个体之上，同时又置于塑造了他们这些行动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情境之上（Wertsch，1998）。在这一过程中，它有助于阐明个体心智机能与塑造了这种心智机能的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