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充分利用了情况汇报以及其后发生在这对父女之间的对话的优势，建议他们对特定的动物展开一系列比较。工作人员把情况汇报视为一种推动互动走向更加深入的层次的工具，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体验中还很不多见。更加少见的例子是工作人员基于对观众的观察与接触，自己积极主动地发起情况汇报的活动。我们认为，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可能会失去各种机会来帮助观众，在参观这些流行的展览中，把与动物进行接触的行动转为更加具有聚焦性的对动物进行观察以及潜在的对科学进行探索之类的活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情况，那就是工作人员可以非常轻易地发起情况汇报的活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为观众构建一种富有产出性的教学与学习策略，这种富有产出性的教学与学习策略并没有违反观众对非正式场景下究竟什么样的互动才算是恰当的互动所持的基本假设。这些类型的活动让前来参观的家庭深度参与到对科学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对推动与促进非正式环境下的科学学习来说，这些活动不管是不是由工作人员推动的，都非常有意思。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在一般情况下，情况汇报这种活动非常容易使用，也很好掌握，是一种不错的文化或中介工具。由于其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为富有社会性意义的互动提供支持，因此它可以作为一种典型的手段被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认知的角度分析，这种沟通和交流的套路塑造了各种不同场景中的学习行为。从本质上讲，情况汇报让一个人在触摸箱前与动物进行接触获得的私人体验走向公众，变成了与他人分享的体验。情况汇报的力量在于它可以在家庭成员内部，以及观众与工作人员之间，创造出新类型的互动活动，而这种力量正源于观众把自己的体验与他人进行分享。情况汇报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工具，源于其拥有可以被作为一种认知套路对个体与群体活动进行组织的潜力。另外，情况汇报还能够对非正式场合中的各种接触与观察活动进行拓展与丰富，使它们成为学习科学的机会。在所有这四家水族馆中，在情况汇报结束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内容非常广泛的活动包括与动物进行接触，鼓励别人与动物进行接触，从更加科学的架构出发对动物进行观察（如进行比较与对比，而不是仅仅继续去触摸更多动物），以及鼓励非常年幼的孩子深度参与到群体的活动之中来。我们认为，未来的分析可能要把焦点非常具体而明确地聚焦于如何在维果茨基学派的意义上把情况汇报作为一种具有中介价值的手段引入进来，把它作为一种能够支持认知功能发挥以及认知发展的交流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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