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笔者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时，却感觉到除了当初的研究焦点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笔者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在参观过程中，他们的行动都被视频或照片捕捉下来了，对这些行动进行观察与讨论可以提供各种机会，为学生对某些特定的科学概念——比如说对那些由展品再现的科学概念——的认识提供支架，或促进他们对这些概念的进一步理解。[2]也就是说，尽管笔者已经使用这些视频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进一步推进了对这些情形的理解，但笔者还是意识到这些视频与照片本身可能也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中介工具，来促进学生自己的认识。学生自己做出的陈述是被数字媒体引发的，这些陈述可能提供了一些有关于他们与某些特定概念有关的最近发展区的线索，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也不无可能。因此，笔者又把这些转写的东西拿出来，以一种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试图确定“教学上的最佳时机”[这与麦希尔（Myhill）和沃伦（Warren）等人提出的“关键时刻”有些类似]，或者说确定在哪些点上学生可能的最近发展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样一来，教师就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为他们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提供支架。换句话说，笔者在寻找的是这样一些时刻，即学生看起来似乎“恰好”为对新材料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在这个时候，中介可能是最有用的（Ash，2004，p.865）。在视频或照片中，当学生的陈述表明他们在某些特定科学概念上先前具有的知识与现在的认识经由展品联系在了一起，或者是经由展品得到了再现时，那么这个时候便是我要找的那些时刻。重要的是，尽管诸如此类的陈述的出现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是很充分——但当支架的手段即数字媒体出现时，正是这些陈述与其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教学上的最佳时机”。
为了把这种新的方法应用于对数据的分析上，笔者对转写的材料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重读，看能不能找到“教学上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例子，并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学生在陈述中表露出来的何种类型的洞见才能够提供有关于他们最近发展区的信息，教师如何才能够在学生自我表述的基础上为学生的认识提供支架。由于引发能够提供有关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洞见的陈述并不是这些访谈的目的所在（而且在访谈中也没有提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笔者并不期望在每一次访谈中都能够找得到这些“教学上的最佳时机”的例子，也不谋求对这些数据进行任何类型的定量汇总。笔者也不能断定像这样的时机一定就会出现在数字媒体呈现的资料中，而只是提供自己获得的一些发现，以此作为可能被引发的各种类型的陈述的例子。
对这一数据集最初进行的分析（DeWitt & Osborne，2010）表明：数字媒体可以被用来促进学生对展品展现的内容再度进行深入的思考。更具体地讲，学生做出的大部分陈述（不管是看着视频还是看着静态照片做出的，也不管何种类型的展品）都包含有对展品具有的可观察特征进行的描述，包含有对自己做出的各种身体动作进行的描述，而且特别的是，都包含有对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的描述（如它一上一下的）。然而，另外一些陈述则表明学生在认知层面上对展品内容的深度参与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比如他们可以对展品的物理属性进行一般化推广，而且还能做出各种因果解释，等等。还有，这些数据还反映出学生试图对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进行梳理，从而对他们观察到的东西做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