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关于支架的观念和维果茨基（Vygotsky，1978）提出的“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有着密切联系（Maybin，Mercer & Stierer，1992；Myhill & Warren，2005）。最近发展区被界定为“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实际发展水平是由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展开的问题解决活动决定的，而潜在发展水平则是由在成人指导下或与更有水平的同事进行合作的情况下展开的问题解决活动决定的”（Vygotsky，1978，p.86），而支架则可以被认为是在最近发展区之内推动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Wells，1999）。但是，在最近发展区内搭建支架并非没有什么问题与挑战，因为对于任何个体而言，最近发展区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是一个由协商来决定的区间（Ash，2004；Brown，Ellery，& Campione，1998；Granott，2005）。事实上，甚至可以认为，最近发展区包含着多重与发展有关的构造，在这些构造中，有一些体现了受历史影响的发展规范，而另外一些则指向与这些规范有关的儿童发展（Chaiklin，2003）。另外，当有由个体组成的团队参与其中时，如像一个班的学生均参与其中时，在这样一个区间（或这些区间）里搭建支架来促进问题解决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而且这些挑战还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变得更为复杂。
格拉诺特（Granott，2005）提出了“当前发展区”（zoneofcurrentdevelopment，ZCD）的概念，作为一种解决这些困难的可能方法。当前发展区与最近发展区有关系，但它是由学生或被支架的对象身上各种可观察的活动的幅度决定的，其中也包括他们进行的会话。然而，不管采用哪种最近发展区的定义，或使用何种方法来搭建支架，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会话，或者是谈话，在最近发展区及支架的概念中占据中心的位置。我们既可以用会话来鉴别或确定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或当前发展区）在什么地方，也可以在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内为学习搭建支架，并帮助学习者达到新的认识水平。
尽管对最近发展区的各种解读都非常复杂而且相互之间缺乏一致性，这可能会给我们的经验研究带来困难，但笔者还是认为最近发展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架构，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更为特别的是，笔者利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作为基本架构，对各种具有中介功能的工具手段进行探索，像谈话和数字媒体这样的中介手段可以用来构建认识或促进学生对活动的深度参与（Engestrom，1999；Wertsch，1998）。例如，当学生描述某事时——诸如他们与可以亲身体验的展品进行互动的经历——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述自己的认识，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会让自己的想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重塑（Mercer & Fisher，1997；Mercer，Littleton & Wegerif，2009）。另外，对想法进行的这些表述或发言还为他们自己的认识水平提供了某些洞见，教师或他人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为他们的学习提供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