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德威特[1]
导论
参观结束后获得的经验也可以支持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的实地参观考察中进行学习，以前的研究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Anderson，1999；Anderson，etal.，2000；Lucas，2000）。然而，教师通常需要大量支持，才能够恰当地跟进并强化诸如此类的参观活动（Anderson，Kisiel & Storksdieck，2006；DeWitt & Storksdieck，2008）。本章的目的是探讨数字媒体作为一种手段在这方面具有的潜力，教师可以使用数字媒体手段为学生提供支架，让他们在参观结束后而不是在参观过程中从与可以动手操作的展品的互动中学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采用了一种学习的社会文化视角，特别是使用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文化—历史活动理论重点强调要把社会性互动及对话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手段（参见Mercer，1996；Wells，1999；Wells & Claxton，2002）。这种视角源自维果茨基（Vygotsky，1978）的工作，维果茨基认为学习是个体之间借助于各种有中介支持的互动而发生的，而且各种人工制品或工具手段在这样一种有中介支持的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按照维果茨基的观点，这些工具手段既可以是物质层面的，诸如锤头、铅笔，抑或是一段视频录像（尽管学习者本人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工具手段），也可以是心理层面的，诸如标志、符号、书面文字等，而且维果茨基还把语言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中介工具。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详尽阐述的那样，工具不但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有机且内在的作用——诸如当一架望远镜被作为工具时，就能够让学生对一片树叶进行近距离观察，而且还可能抵近到细胞这一层次与水平上——而且个体还可以用它们来为他人的学习提供支架。
那么，接下来，社会文化视角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搭建支架，正是在支架的搭建中，更富有经验的他人（诸如一位教师）才能够为学习或活动提供支持，并在之后的时间里慢慢撤出来。尽管在其他的认识论传统中也会使用支架搭建这个概念——诸如建构主义——但这一概念在社会文化理论中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它重点强调的是：学习是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发生的，这种互动是支架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原初的意义上，支架被界定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能够让一个儿童或生手解决一个问题，完成一项任务，或实现一个目标，而且这些都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做不到的”（Wood，Bruner & Ross，1976，p.90）。此后，研究人员对支架的定义进行了丰富与扩展（Ash，2002；Granott，2005；Mercer & Fisher，1997；Sherin，Reiser & Edelson，2004）。尽管这种扩展受到了批评，但还是要承认，支架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它是一个远比当初界定的过程要丰富的情形（Pea，2004）。与马伊和阿什等人的立场一致（Mai，Ash，etal.，待发表），笔者也认为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具有迭代性、流动性及混乱性的过程，但它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诸如促进学生对一个概念或理论的理解（Maybin，Mercer，& Stierer，1992）。同时，笔者还着重强调：为了搭建支架，生手或学习者先前的认识也必须要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就需要采取某种手段让他们这些先前的认识浮出水面（Bell，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