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参与各方之间的各种合作往往只是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资源交换，而不是事实上的合作，在这个案例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在上面描述的这个案例中，科学中心职能的发挥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与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合作制订活动计划，然后把它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对机器人技术感兴趣的学校。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与博物馆三方究竟建立起了一种什么形式的合作关系呢？如果教师有机会把这种合作关系不断推向更高水平的话，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鉴于本项目各方共主的情形，这会让合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吗？尽管在教育责任与盈利需要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中心来说都是真切存在的，但科学中心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像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的具有较高参与水平的长期项目？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个项目的目的和项目参与各方以及他们在这个项目上拥有的资源与时间在现实中是有些冲突的。
针对学校以及他们借力非正式科学机构的方式，有人可能还会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学校得掌握什么样的资源才能够促进他们与科学中心之间的这种合作？在我们呈现的这个研究中，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以各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中介支持。学校里来自社区且掌握资源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简单的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安排去博物馆的交通，或为他们向博物馆支付一些本项目的成本费用。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人可能会提出，教师和博物馆是不是需要为深度参与到像这样的合作性及开放性项目中而准备的更为充分一点。在本章呈现的这个案例中，博物馆非常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显然不利于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在形式上不得不根据参与项目的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与改变。博物馆不应该对这样的合作更有兴趣一些，把那些条件不好的家庭请到他们的单位来参观吗？在本章的这个项目中，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拿到了去科学中心参观的免费门票，而且还可以在公开汇报的当天搭乘孩子学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科学中心去。但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使人备感苦恼的是，科学中心的各种文化障碍根深蒂固，而且到博物馆去的河滨小学学生家长也不像国会小学的那么多。马里后来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破这种障碍，她邀请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因为学生建造的城市以及组装的机器人都在这里，但令人遗憾的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后勤保障不足，没有使这种创新举措得以实现。马里无法得到科学中心的批准，未能将机器人最后一次运到她的学校去，从而使其精心设想的这次活动没有成功。显然，要想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是多么不容易，因为界定学校与博物馆二者之间关系的现行体制不能提供有效支持。然而，使用活动理论来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考察，可以获得很多有意义的发现，让我们明白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超越这些障碍，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而人们往往把这些问题抛到了脑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进行的分析表明：有必要对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探讨。博物馆必须改变自己仅仅只是提供服务的形象，而学校也必须改变自己只是从博物馆那里得好处、占便宜的形象。像本章中描述的这样的项目要想走向成功，合作各方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要真正齐心协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项目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手段与机会，促进所有参与人不断成长，而且还有助于打破各种制度上的羁绊，而正是这些羁绊时至今日仍然频频妨害着期望的教育目的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