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杰罗姆的反思就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于最近发展区的概念与理论如何能够被应用于博物馆这一场景的方式。杰罗姆把在最近发展区内搭建支架作为焦点，他向我们描述了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如何才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试图使用“一刀切”的方法。杰罗姆在发现线索并做出策略上的应对这方面越来越娴熟，这表明在最近发展区内搭建支架对于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情境来说是一种具有教学意义的手段。这是一个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非常重要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基于课堂的研究中有意识地使用了最近发展区的概念与理论（Ash，2008；Tharp & Gallimore，1988），但在博物馆情境中这种做法还不是非常多见。
里基对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成功的支架搭建这一问题也有了不同认识，这表明她已经对如何搭建支架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这让她能够改变自己的看法，重新认识在与前来参观的家庭进行互动时究竟什么样的互动才算成功这个问题。就像在上一年拍摄的视频中看到的那样，里基在以前的工作中坚持的是：“我把事情告诉他们，这样就算做好了。”而在接受了反思性实践与教育研究培训之后，她说：“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之间传递信息，那么我就算把事情做好了。”在与前来参观的家庭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问题上，里基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霍诺尔和凯利两个人都对自己在与观众互动过程中错失的各种机会进行了到位的探索，发现这些错失的机会不但对于成功的互动很重要，而且对于反思来说也很重要。他们都对自己之前的教学企图重新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企图都不靠谱。对于他们来说，知道自己错失了机会，意味着找到了致力于支架搭建的潜在空间。如果不细致入微，可能发现不了这些错失的机会。从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吸取教训，是实践中行为转变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肯恩对自己的支架搭建充满了信心，他对自己成功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如何让前来参观的家庭感觉舒服这一问题上使用了社交导览（socialnavigation）的技巧，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搭建支架的过程中注入了非常复杂的内容。肯恩对观众家庭的活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诊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应对。他对此进行了清楚明白地描述，那就是要“在最近发展区内下功夫”。
我们把这些之前的节录拿出来分享，并不是为了区分成功和失败，而是为了表明博物馆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变得善于对最近发展区进行诊断（用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行话来说就是“发现线索”）并以某一种或者几种策略或角色予以应对的。他们在诊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信心不但表明把支架的搭建作为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焦点问题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还意味着实践者在自我身份的转变上也变得更为娴熟。
简开始以一种更加整体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扮演的角色。她发现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与前来参观的家庭展开互动，她认识到，在自己为他们搭建支架的过程中，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使搭建的支架与前来参观的家庭之间建立起匹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回头看自己的整体状况，标志着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处于高阶发展水平的实践者，不但能够发现这些家庭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够看到自己针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应对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舍恩（Sch?n，1987）所谓的在实践中反思，他认为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简做到了自我拷问，这帮助她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转变，成为一位有能力的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在她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信心（和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