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对大量（很多种形式的）数据进行筛选、编码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诺曼（以及其他人）在培训前后与前来参观的家庭之间的互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很多重要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似乎自相矛盾。我们说它自相矛盾，是指在权力方面发生的变动。最初的时候，像诺曼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认为自己需要通过教学、说教、讲座及对互动进行控制等，来牢牢把控和维护作为博物馆权威人士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使用了这些办法，导致的后果却是失去了对互动的掌控，而且还妨碍了学习的进程，因为观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逼着必须要说什么一样，而且连怎么说都被规定好了，这使他们感到受到了逼迫，或者说有一种被无视的感觉。而一旦教育工作者主动放弃了对互动进行把控的权力，就会发现自己更加能够对积极正面的学习结果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能力减弱了。这的确令人感到有些自相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这种现象真的是让这一组里的教育工作者们感到莫名惊异。
讨论
这些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自己在教学实践认识上的变化提醒我们，使用诸如维果茨基和恩格斯托姆（Engestr?m）提出的各种蕴含着丰富理论意义的框架之类的复杂的理论来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非常重要。像这样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对诸如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转变做出预测，并从这些转变中发掘出更多东西。更进一步地讲，这些框架看起来在博物馆这一（非正式）情境中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最为重要的是，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看来不但理解了这些框架，而且很喜欢在自己的工作中应用这些框架。德格雷戈里·凯利（DeGregoriaKelly，2009）有着与我们相似的研究发现。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吉登斯（Giddens，1991）提出的自我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对一个人的实践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拷问，以及对人与社会环境二者之间关系的审视。我们已经提出，像这样的自我审视要想发生，需要具备一种具有支持性的环境，对于博物馆教育来说，这里所谓的支持性环境就是一个教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实践社团。总体而言，我们听到的各种声音证实了吉登斯提出的观点，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们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此外，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着手为未来的研究抽象出一些重要的设计原则。
在最近发展区内下功夫
桑迪和杰罗姆以及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的每一位发言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发生于社会性环境之中的自我拷问，像这样的自我拷问为现实实践与话语体系的改变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新的看待自己的方式，把自己视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我拷问为博物馆场景下与他人展开互动奠定了基础。桑迪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展现支架搭建场面的数字化材料，从中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认为这非常有价值，而诺曼则从一位照本宣科的人变成了一位积极主动的中介者。从桑迪到诺曼，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提供的这些具有反思性质的证词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更大的画卷，这幅画卷展现了这些变化是如何被置于实践社团这一情境之中的，而实践社团的设计有一个专门的目的，那就是为集体层面上的拷问与审视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