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解说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叙事和表意两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纪录片学界对于解说词功能的认识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倾向，即一概而论地认为解说词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
（一）以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为标准
就全解说词纪录片而言，解说词在纪录片中发挥的功能与画面的功能是同等的，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大于画面的功能。可见，在这类纪录片中，解说词的功能极其重要。
就半解说词纪录片而言，解说词主要用来补充画面的不足，与同期声形成配合，呈现间断性特征，甚至很长时间都听不到解说词。可见，在这类纪录片中，解说词的功能受到必然的限制。
就无解说词纪录片而言，由于纪录片中没有解说词，所以就谈不上解说词的功能了；但是，并不等于相关功能就消失了，画面无法呈现的信息主要由同期声、字幕等来承担。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部分纪录片出现了“假解说词”现象，也就是完全用某个人物的同期声采访来交代声音信息，观众以为是解说词，但实际上是同期声。从类型划分角度来看，这种纪录片仍然属于无解说词纪录片范畴。
（二）以纪录片创意理念为标准
诗意模式纪录片是默片时代发展出来的经典类型，到目前为止一直使用“画面+音乐”的创作方法，没有解说词，属于典型的无解说词纪录片。
阐释模式纪录片是纪录片刚进入有声片时代发展出来的经典类型，到目前为止一直使用“解说+画面”的创作方法，属于全解说词纪录片，解说词功能发挥比较全面和充分。
观察模式纪录片与参与模式纪录片是20世纪60年代对阐释模式纪录片反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经典模式，通常会创作成无解说词纪录片或者半解说词纪录片。
反射模式纪录片与表现模式纪录片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纪录片运动期间发展成熟，无解说词、半解说词、全解说词这三种类型都会出现。
纪录片创作中，依据特定创意理念，是否需要加解说词以及加多少解说词，与创作者选定的叙事方式和创作个性直接相关，更与创作者对解说词功能的认识有关。
（三）以纪录片创作题材为标准
新闻纪录片和自然科技纪录片一般使用全解说词较多。新闻纪录片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要求，解说词往往显得比画面更为重要，全解说词是重要选择。自然科技纪录片主要拍摄对象一般为人类自然环境与科技发明，这类选题充满神秘感，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有距离，必须使用解说词进行全面介绍，因此使用全解说词的概率较大。
历史文化纪录片、理论文献纪录片主要使用半解说词，历史文化纪录片侧重传播历史文化遗产，理论文献纪录片侧重表达意识形态观念，但二者都与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因此通常情况下，为更有效地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两种类型纪录片都选择使用当事人、专家学者的同期声采访参与叙事和表意，使解说词出现时而间断的情况。
人文社会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主要使用半解说词和无解说词，这两种类型纪录片都是对当前社会中人物或事件的反映，不同之处在于人文社会纪录片侧重反映社会学意义上的某个代表性群体，而人类学纪录片侧重反映人类学意义上的某个代表性群体，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社会现实，可以拍摄到更多的素材，画面必然成为主要叙事和表意手段，无需使用全解说词，这使得半解说词和无解说词的运用成为可能。
三、解说词与画面之间理想关系的讨论
就无解说词纪录片来说，影片中不会出现画外配音解说，只出现少量的字幕来交代一些必要的背景信息，与解说词的功能有较大区别。因此，这里讨论的解说词写作主要针对的就是全解说词纪录片和半解说词纪录片。全解说词与半解说词的功能有什么区别吗？这里就以纪录片《话说长江》和《1405郑和下西洋》为例进行分析。
声画结合是纪录片叙事与表意的基础，纪录片声音系统包括同期声、解说词、音乐等。在《话说长江》中，除了解说词和音乐外，观众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解说词独自承担画面以外几乎全部的叙事与表意功能。半解说词是在与其他声音甚至是无声配合的情况下承担画面以外的部分叙事与表意功能的，当解说词停顿时，一般情况下，其他类型的声音就会续上。依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是人物采访同期声、人物对话同期声、人物独白同期声、动物同期声、环境同期声中的一种或几种声音的组合。也就是说，当纪录片解说词停顿时，上述声音中的一种或几种可以及时插入和画面形成配合。在《1405郑和下西洋》中，解说词停顿后，经常插入的是人物采访同期声。
由此可见，全解说词与半解说词基于纪录片类型形成解说词量多和量少的不同，在功能发挥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会发现解说词功能的发挥与画面直接相关，所以需要讨论清楚解说词和画面的关系，这样才可以为研究解说词写作奠定基础。解说词和画面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创作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曾经出现过很多观点，这里举两个主要观点。
一是解说词先于画面的“策划说”。这种观点认为，解说词具有某种“主导性”，在正式拍摄前，创作者需要在前期采访的基础上，先将解说词写好，拍摄哪些内容需要根据解说词内容而定，纪录片画面部分剪辑完成后，再对解说词进行必要的修改。
二是画面先于解说词的“随意说”。这种观点认为，纪录片是拍摄的产物，解说词具有某种“独立性”，创作者只需要将画面部分的素材拍摄完成，然后按照自己的创作思路将画面部分剪辑完成，为了追求某种创作目的，可以随便添加一些解说词。
实际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没有正确认识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都是比较极端的观点。纪录片既是拍摄的产物也是编辑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前期策划或者前期拍摄如何完美，如果不能在后期编辑这个环节充分体现出来，就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说词不应该完全主导画面，也不能完全服从画面。解说词如果完全主导画面，就会出现画面价值无法充分凸显的问题；解说词如果完全服从画面，就会陷入可有可无的境地。
通过观摩大量的纪录片，我们发现凡是观众公认为优秀的纪录片，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都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在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词语可以进行形象表述，就是“若即若离”。解说词与画面在纪录片中的功能发挥，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来说，对立统一关系就是矛盾关系，处理矛盾关系的最佳方法就是“若即若离”，通俗一点讲就是不能完全重合，也不能绝对分离。具体到纪录片解说词，表现为既有与画面配合的一面，也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面，这是解说词与画面最为理想的一种关系。
近年来，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创作倾向可以佐证解说词与画面的这种理想关系。其一是全解说词阐释模式持续式微。20世纪60年代，全解说词纪录片在西方国家被排斥；20世纪90年代，它在中国再次受到冷落。当时，中国新纪录片运动风起云涌，观察模式纪录片与参与模式纪录片大行其道，从观众到学界对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众多带有专题性质的纪录片持批判观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导致全解说词纪录片数量越来越少。其二是纪录片创作出现“复古”倾向。很多创作者从早期默片时代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在纪录片创作中使用“人声空白”技巧，也就是在纪录片中穿插使用“画面+音乐”“画面+无声”模式，不仅可以舒缓纪录片叙事节奏，还可以取得某种特殊的表意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