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代表中国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队员们虽然把摄影机背上了珠峰顶峰，但是顶峰上天还没亮，胶片不感光，所以他们没有拍摄到登顶镜头。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克服重重困难，再次从北坡成功登上珠峰顶峰。登顶人员包括副队长潘多（女），男队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嗄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不久后，讲述这次登山行动的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公映。在整个登山过程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刘永恩、彭岭、史学增、李坤钱，登山队队员邬宗岳、侯生福、索南罗布、曾曙生、米马扎西、洛桑坚赞、邹兴禄、成天亮等参与了拍摄，共动用了14台摄影机，沈杰担任该片编导和总摄影师。
该片在摄影、剪辑、音响、音乐和解说词写作等方面，体现了那个时期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摄影方面，影片将镜头景别进行综合运用，既有展现登山队队员在茫茫雪海中奋勇前进的远景镜头，也有展现队员们登顶时刻兴奋无比的特写镜头，还多次使用中近景展现队员们中途宿营的生活场面，且多次使用了“推”“拉”“摇”“移”等拍摄技巧。在剪辑方面，既见人也见景，将队员们行经地区的地貌，如雪原、冰山等剪辑到影片中，呈现了令观众叹为观止的独特视觉景观。在音响方面，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声音部分为解说词，但出现了几处比较关键的同期声，如队员们脚踩钢梯上行时发出的“咚、咚、咚”的脚步声，后方营地与前方队员通话的声音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所有纪录片的解说词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宣传特征，该片也不例外。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在很多地方，影片解说词没有局限于政治性说教，而是体现了解说词写作的鲜明特征。例如，在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时，随行的科考队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进行了考察，解说词写道：“科学工作者开始了对珠峰地区的考察，这次考察有测绘、地质、生物、高山生理、大气物理等学科。根据大量海生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证明珠峰地区原来是一片汪洋大海，大约3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古海逐渐消失，地壳上升，珠峰渐渐隆起，成为世界最高峰。”这段解说词与画面形成密切配合且很好地补充了画面，凸显了登山行动的科学价值。
为了能拍摄到登山过程中很多珍贵的画面，登山队与摄制组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登山队政委兼摄影师邬宗岳为了能拍摄到队员们前行的画面，独自留在海拔8500米处而不幸牺牲；摄影师刘永恩在海拔8200米处的山坡上，氧气瓶被大风吹飞，但他仍然在死亡线上坚持工作了三天三夜，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以致后来吐血；总摄影师沈杰在以往拍摄登山活动时，失去了全部脚趾和三节手指，在这次行动中仍然坚持在一线拍摄等[23]。他们不仅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足迹，也为中国纪录片事业积累了宝贵财富。
八、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纪录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在全社会兴起，纪录片创作者们长期被压抑的创作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纪录片创作从选题内容到艺术形式，迅速突破极“左”路线的禁锢，陆续出现了一批思想内容丰富健康、风格样式不断创新的电视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