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所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活动，促使中国人类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起步发展，这些纪录片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直观生动的影像资料，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益显著。
六、陈汉元与《收租院》
1965年10月，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为了配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经过四个半月的创作，完成了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他们采用中国传统泥塑方法，借鉴西洋雕塑艺术，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租的情景，包括114个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人物塑像和几十件道具。后来，这组塑像被请进北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北京电视台负责报道美术界事件的摄影记者王元洪发现“收租院”非常适宜拍摄成电视纪录片，便和文字记者陈汉元、摄影记者朱宏一起赴当地深入采访，决定放弃原来仅客观介绍美术作品的创作意图，计划拍摄一部反映阶级斗争主题的电视纪录片。
摄制组经过日夜奋战，以浓厚的情感和富有韵律的语言把泥塑群雕与史料和当事人的讲述结合起来，成片为30分钟，定名为《收租院》。该片将当时所能达到的艺术手段都尽量充分地调动起来，在艺术的渲染中，凝固的塑像，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内心活动、有故事有行动的活着的人，其中有一些首位连贯、一气呵成的移动长镜头，是作者将一组一组泥塑群像的照片拼接起来，然后请荣宝斋的老师傅做技术处理，再移动拍摄出来的。这部影片镜头的流畅和平稳，情绪的渲染和强调，令当时很多同行惊讶不已。影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解说词的运用、主题的表达、叙事的节奏等一个个闪光点，使得《收租院》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片当时最为人称道的是陈汉元撰写的解说词，如“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等。这些朗朗上口的解说词经铁城、赵培两位情感丰富的演员朗读，更添魅力，很快成为独立篇章，到处流传，被反复诵读，编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陈汉元后来在回忆这部影片的解说词写作时说，《收租院》本身是一个艺术作品，要更进一步升华，变成影视艺术作品，需要借助文学语言增强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在那种氛围的感染之下，他自己好像心灵打开了，时间凝固了，灵感也就产生了；所以，用了不少排比句，这些排比句配上音乐，结合画面，就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力量。[21]
七、沈杰与《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对于中国纪录片事业来说，“**”期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纪录片被极“左”路线利用，给正常的创作活动带来极大阻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多创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很多反映时代面貌的影片。例如，《深山养路工》《放鹿》《三口大锅闹革命》《泰山压顶不弯腰》《种花生的辩证法》《壮志压倒万重山》《战乌江》《下课以后》等，涉及大寨、大庆、三线、国防、外交、体育、文化、救灾等多个方面[22]。1975年，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引发强烈观影反响，在上海放映期间，不到1个月，观众就超过了30万人，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放映了1个多月，周恩来总理在病**分3次看完这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