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紧张局面，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军事斗争逐渐转向携手抗日。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期，抗日成为当时中国纪录片创作最鲜明的主题。
（一）私营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
1932年上海“一·二八”会战发生后，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纪录片《上海之战》《抗日血战》等。这批抗战纪录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上海之战》曾在上海郊区的巴黎舞场和南市小影院“福安”连续上映12天，观者如织，好评如潮。该片具有故事片特征，除大部分场面是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外，少部分反映敌我双方激烈争夺阵地的战争场面是通过十九路军士兵配合“重演”完成的。1939年，当时设备最齐全和资金最雄厚的明星影片公司由于没有答应与日本侵略者合拍影片，被日本宪兵放火烧毁整个厂房，损失惨重。
这时期另一家著名的电影公司是西北影业公司。这家公司是1935年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由温松康和石寄圃合作创立的。在初期，这家公司主要拍摄一些为阎锡山乃至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影片。1939年，这家公司利用国共统一战线的关系，拍摄了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这部影片除了记录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外，大量篇幅都用来记录当时晋冀鲁豫抗战根据地，从1938年冬到1939年春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表现晋东南根据地第一次抗日斗争中八路军广泛动员群众抗日的情形。
（二）国民党电影制片机构拍摄的纪录片
1932年5月，简称“中电”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南京成立，隶属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在具体运营中，采用与民营公司合资的方式。仅在1934年，“中电”就拍摄了200多部纪录片，分为新闻片、教育片、国难片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电”迅速出击，拍摄了纪录片《卢沟桥事变》，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公开卢沟桥事变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全国军民积极抵抗的实况。此后又拍摄了《空军战绩》等纪录片。除了拍摄抗战纪录片外，“中电”还拍摄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建设方面的纪录片，如《西藏巡礼》《新疆风光》等。
1938年，由原“汉口摄影场”改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简称“中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中制”的抗战纪录片以《抗战特辑》统一命名，一共拍摄了5集，各集长短不一，如第2集记录了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广州平民区和文化机关的暴行，以及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在晋西北平型关与日军会战的详细情况。为了配合抗日，宣传鼓动民众，“中制”还拍摄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抗战现实的纪录片。代表性的纪录片有拍摄于1940年的《民族万岁》，这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以丰富的素材报道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各自的民族风情。
（三）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20]在延安成立，由延安市市长高朗山担任主任。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照下，摄影师袁牧之到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洗印机和放映机以及大量16毫米胶片。同时，伊文思在中国执导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时，曾向国民政府表达想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愿望，但受到限制，没有成行。伊文思将一台摄影机和大量胶片通过巧妙的方式交给袁牧之，后来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吴印咸也来到延安。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纪录片事业开始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