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情感交流历来是影视艺术作品的重要使命，而优秀的纪录片同样可以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群体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心灵沟通。例如，彭辉执导的纪录片《平衡》，讲述在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以队长扎巴多杰为代表的“野牦牛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与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斗争，使藏羚羊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观，但最后扎巴多杰本人却牺牲了的故事。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会逐渐被这样一种情感填充：感动于扎巴多杰及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而执着前行的行为，感动于他们在人心险恶之中依然保持正义的伟大精神。
四、个性表达与审美娱乐
纪录片可以在国家、社会、群体等层面进行宏大叙事，也可以在个体层面进行微观表达。纪录片都是由具体的创作者完成的，必然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人烙印。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理念的工具，除了可以传播国家话语，还可以传播创作者的个人话语，包括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人生的感悟、情感的抒发等。[19]通过观赏纪录片，观众可以感受到创作者传达的思想观念。因此，纪录片不可避免地成为创作者表达创作思想的工具。例如，张以庆执导的纪录片《英和白》，讲述了武汉杂技团一个中意混血女驯兽师“白”和一只世界上仅存的可以上台表演的大熊猫“英”的生活。影片中颠倒的电视机、竖立的铁栅栏、嘈杂的环境音响，明显借用了关在笼子中大熊猫“英”的视角，它似乎孤独地凝望着“白”生活的世界，这种非同一般的视角，展示了创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创作个性。
审美娱乐是对具体观众而言的，作为影视艺术作品，纪录片的画面构图、镜头运用、音响效果、特技使用等都会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通过对纪录片内容和主题的理解，观众可以得到审美认知和人生启迪。此外，很多制作精良或者故事性较强的纪录片，可以通过悬念、细节、重复、冲突、**等叙事方法增加纪录片表达的戏剧性，使观众得到放松身心的娱乐享受。需要注意的是，娱乐化仅仅是真实类节目的旁支，现实中很难找到那么多可供娱乐的“笑料”，也不是所有题材的纪录片都适合娱乐化。娱乐只是某些纪录片的功能之一，而绝不是最高的追求，纪录片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人文关怀。正如美国学者阿兰·罗森塔尔所言：“纪录片的使命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加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20]只有那些将现实、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既有思想深度又有丰富视听效果的纪录片才会最终赢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
[1]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2]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1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3]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4] 左晓萌：《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比较谈》，载《视听》，2012（8）。
[5] 黄会林等：《电影艺术导论》，71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6] ForsythHardy，GriersononDocumentary，NewYork，PraegerPublishers，1971，p.13.
[7]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28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8] 谭天、陈强：《纪录片制作教程》，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9]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10]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4～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11] 王庆福、黎小锋：《电视纪录片创作》，7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12] 吕新雨：《什么是记录精神》，载《视界》，2001（3）。
[1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17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15] [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冷铁铮译，244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16] 高鑫、周文：《电视专题》，6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7]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16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18]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9] 陈一、史鹏英、王旻诗：《电视纪录片概论》，22页，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20] 王庆福、黎小锋：《电视纪录片创作》，2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