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纪录片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直接电影流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当时正在大行其道的阐释模式纪录片的一种反抗，也是对早期纪录片创作模式的回归。它刻意隐匿创作者的存在，充分运用静态或运动长镜头、现场录音、连贯剪辑等技术手段，以一种透明的、无中介的方式，试图对现实生活进行完整的复制。创作者成了“墙上的苍蝇”。这种类型纪录片所创造的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源于创作者对被拍摄对象和环境细节的记录和展示。在对被拍摄对象和真实事件的长时间观察和记录中，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环境有了一种“灵犀相通”的感觉，能够敏锐地感知看似无关的细节中所蕴含的意义，长时间的观察拍摄也为记录细节预留了充裕的时间，不带观念的预设可以帮助记录一些以往被忽略甚至拒绝的细节，并随时呈现出戏剧性的表现。
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执导的《提提卡蠢事》，拍摄地点是美国一所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机构——麻省州立医院。该片呈现出一般人认为精神病医院里面早在18世纪就已经消失的那种残酷景象，令人极度不安。医院中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曾了解外界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允许怀斯曼拍摄大量的画面，而怀斯曼也以最精简的设备，在没有人为照明的情况下完成这部纪录片。该片上映后引起**，但随后在麻省遭到禁映。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南街16号的八廓居委会为对象展开。该片完全是由一架隐身般的摄像机拍摄而成的。段锦川的一个原则是，对被拍摄对象不进行任何干预，除与摄像师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外，大多数时间完全是一种被动拍摄。整部影片给人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创作者并未进行任何可见的干预。
四、参与模式纪录片
参与模式纪录片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强调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交流，拍摄是通过采访或其他更为直接的交互方式进行的。苏联纪录片大师吉加·维尔托夫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中，就已经出现了参与模式的影子。例如，为表现某个镜头的拍摄过程，创作者和被拍摄对象一起被摄入镜头，共同创造了一个既展示被拍摄对象的风采，又揭示创作者工作奥秘的奇特场景，从而将创作者的真实和被拍摄对象的真实都展示了出来。这种类型纪录片所强调的是创作者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真实、生动的互动关系，以及由这种互动关系带来的被拍摄对象的内在性和潜藏的思想情感的生动揭示。有时创作者也以自己的行动个性为影片增加特别的内涵，从而使影片所表现的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如果没有这种互动，则影片所拍摄的场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也是参与模式纪录片的最大价值所在。
这种类型纪录片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真理电影流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当时已经大行其道的观察模式纪录片的一种对抗，二者在创意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在这种类型纪录片中，创作者主动介入事件，展开采访或搜集信息，与其他社会角色互动。这种类型纪录片常采用同期声、长镜头等，完整捕捉创作者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不追求绝对的、未受干预的真实，强调的是创作者介入事件后“碰撞”产生的真实，因此采访及口述是重要标志。由于参与模式纪录片的创作者可以在小到个人、大到历史这样的变化多样的题材范围内游走，所以这种模式纪录片可以产生重大吸引力，将个人化的小题材与宏大的历史或现实题材相融合，展现出创作者和被拍摄对象如何通过特殊视角和个人观点来表达某种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