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模式纪录片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影片强调解说词的用词和某种评论性逻辑，将现实世界的片段结合起来，直接向观众表达，通过字幕或旁白提出观点，展开论述或叙述历史，而不突出其中的美学或诗意色彩。很多文献资料将这种类型纪录片称作“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实际的情况是，在1934年，英国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领导的纪录片小组中，有一位名叫巴锡尔·瑞特的摄影师，为了突出纪录片的宣传功能，在纪录片《锡兰之歌》中使用了解说词并大获成功，但并不意味着此种类型纪录片由格里尔逊本人发明。也有文献认为，最早加入解说词的纪录片是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执导的《无粮的土地》，实际上，1932年该片公映时，并没有解说词。解说词是布努艾尔后来修改该片时加上去的。阐释模式纪录片的解说词被称为“上帝之声”，观众只能听到解说员的解说录音，很少甚至无法看到解说员。
这种类型纪录片主观色彩较浓，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使用“主题先行”和“解说+画面”的叙述方法。它最鲜明的特征是，解说词在影片中很少停顿，地位比较突出，具有较强的说教色彩；画面安排不追求时空的连贯，而采用“证据剪辑”的方式，让画面服从解说，以解释、说明和印证解说词。这种类型纪录片发展到后来，有时也会有事件当事人、目击者、知情者以及专家学者的同期声采访间隔其中，如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部分人文社会纪录片、自然科技纪录片等。解说词的表达注重逻辑性，力求通过权威的解说来讲清楚一件事情、一个主题，让观众信服，解说录音讲求与影片节奏与风格的统一，画面成为支持解说内容的视觉展示，不需要对核心事实的某个角落的特别之处进行生动刻画。因此，电视新闻和专题片通常采用这种模式来制作。
20世纪40年代是这种模式纪录片发展的黄金时期，代表性的作品如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1942—1945）。该片共8集，即《战争前奏曲》《纳粹的进攻》《瓜分与侵略》《英国战役》《俄国战役》《中国战役》《战争迫近美国》《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普拉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拍摄，开始时的目的在于让美军知道美国为何参战，到后来，索性向美国民众公开，以争取举国上下支持联邦政府打赢这场战争。影片呼吁美国民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理想，揭露轴心国战争机器的残暴，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的邪恶等，将“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应该自愿参战”这个核心论点解释得很清楚。
戴维宇等执导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共25集，首次全面直观地讲述了中国长江流域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和人文特征，堪称中国阐释模式纪录片的典范之作。
三、观察模式纪录片
观察模式纪录片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强调创作者对被拍摄对象日常生活的直接接触，摄像机的存在不会对被拍摄对象造成干扰。可以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工厂的大门》等纪录短片堪称观察模式纪录片的起源，他们多使用单镜头拍摄，冷静地注视着现实生活的某个片段，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热爱。在观察模式纪录片中，创作者往往以纯观察者的定位出现，创作者是置身事外的偷窥者或旁观者。拍摄时坚决摒弃灯光、三脚架和录音吊杆等有可能干扰被拍摄对象的设备；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让被拍摄对象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如果错过了某些东西，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纯粹的观察模式纪录片，在后期剪辑中，不推崇使用解说词，甚至不加音乐，没有“重现历史”的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解说词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