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张纯让我选几篇以前《爱乐》的文章，另加《铅笔头》以后有关音乐的笔记。《铅笔头》之后十多年，我的笔记确有不少散乱的音乐成分。可是内容太多，也太凌乱，什么都可有，也什么都可无。一路翻阅过去，发现大部分是匆忙之中记录下来的读谱片段。尽管当时感受强烈，但时过境迁，现在看来，临时的成分难于成文。更糟糕的是，这些文字几乎全是英文。想到翻译之苦，我的脑袋立刻轰然耳鸣。最后决定，除了以前《爱乐》的文章之外，我以个别笔记为起点，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用中文改写和重写一些短文[6]。好在很多想法重复交替，也许叙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多少也算自己平时一点自说自话的想法。
这本书的内容选择没有特定标准，文章时间跨越较长，想法和文风都有不同。《格伦·古尔德，一个现代人的旅途》是1995年从以前的英文笔记中写出来的文字，到现在都二十多年了。为了排入这本小册子，我又看了一遍，除了个别段落有所修改之外，基本内容没动。从这文章里面，可以看到我当时到处呼吁，大有为古尔德鸣不平的徒劳。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前的担忧都是不必。古尔德当年的较劲和绝对都没有白做，他的预言已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今天网络畅通，看到年轻人没有成见地接受古尔德，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需要加入二十年前的文字。看着时间渐渐把古尔德洗刷得更为纯真，古尔德的深远意义不容我随便添油加醋。
今天我读《彼得·赛拉斯和亨德尔的〈朱利奥·恺撒〉》，自己觉得有点枯燥无味。我把这篇文章纳入这小本册子不是因为也是以前《爱乐》的文章——当时写的时候也不知会在《爱乐》发表，而是这篇文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自己艺术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纽约视觉艺术学校（SchoolofVisualArt）读书的时候，正是当代文化艺术批判哲学和解构主义思潮最后冲刺的强弩之末。我在视觉艺术和音乐之间长期摇摆，我这错杂无准的生存现状与当时纽约反传统的解构思潮一拍即合。现在回头来看，纽约视觉艺术学校的思辨环境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当的温床，还不只是因为老师和课程，我几乎每天都和同学争辩探讨。现在看来，当时的环境不免有点自命不凡，以后自己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洗去表面的噪音与幻想。20世纪80年代那段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动**乱撞的上海街角一头雾水扎进已经在反思现代艺术的纽约，对我这个把抽象表现主义看成艺术革命的中国艺术青年，这个环境显然就是当头一棒。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今天都是我的好友，我们谈起那段历史，尤其是我，只有感叹唏嘘。离开学校之后，通过文化哲学、社会人文、音乐艺术、诗歌文学、舞蹈戏剧、建筑设计，几乎所有文化艺术的角度，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思考跨界的错位、中心解体的社会结构和艺术形态。《彼得·赛拉斯和亨德尔的〈朱利奥·恺撒〉》就是其中一个支撑的点滴。我当时深受纽约实验剧场（ExperimentTheater）的影响，接触不少非传统的艺术形式，很有一番经历和周折，只是一时没有记录下来。我曾多次给朋友讲解这类作品，推销我的想法。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无聊。2000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我选了彼得·赛拉斯最有意思的作品写下这篇文字。事后觉得这是很好的心理治疗，从此以后，我倒真的把它放下。所以今天读来，很有点余音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