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8月中旬，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像火山一样爆发。佛兰德尔的市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手持棍棒、锤子和绳索，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圣骨之类的骗人的“圣物”，或者打开监狱释放被囚的新教徒，强迫当局限制天主教僧侣的活动，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有些地方的农民焚毁田契，建立革命的武装。8月底，运动波及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和荷兰、西兰等地，尼德兰17省中有12个卷入其中。运动一开始是自发的，但许多地方有加尔文派资产阶级和贵族同盟的成员参加。到10月底，约捣毁教堂和修道院5500多所。西班牙的统治陷于瘫痪。有些历史学家称这次起义为“圣像破坏运动”，其实并不确切，没有说出它的革命本质，因为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战争的真正开端。
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吓坏了西班牙当局。1566年8月23日，女总督玛格丽特发表声明，佯装答应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允许新教徒在指定地点礼拜，特赦贵族同盟的成员，同时希望发扬忠君感情，协助恢复国内秩序。有些被革命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贵族，如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毫无保留地接受女总督的条件，宣布解散贵族同盟，与西班牙当局一起镇压革命。奥兰治亲王威廉率领一批亲信逃往德国，坚持斗争。惊恐万状的加尔文派资产阶级矢口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起义的事，并表示不同意武装起义，纷纷退出运动，号召人民安静下来停止暴动、先消除自己灵魂里的罪恶。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1567年春，安特卫普和瓦朗西安两个最大的起义城市平静下来，女总督立刻宣布1566年8月23日的宣言无效。接着，阿尔发公爵率领1.8万西班牙大军开到尼德兰，8月22日占领布鲁塞尔，并在许多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布防。西班牙当局撕掉面纱，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阿尔发公爵公然叫嚣：“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必须使每一个人经常生活在恐怖中，时刻担心屋顶会塌到他们头上”。9月，一个名叫“除暴委员会”的特别法庭成立了。全国布满绞刑架和断头台，火刑柱的浓烟弥漫大地。短短几年，起义者被杀害8000余人。1568年7月5日，前贵族同盟领导人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将军经长期关押后在布鲁塞尔广场被公开处死。逃往德国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也以叛国罪被缺席审判。人们愤怒地称“除暴委员会”为“流血委员会”。阿尔发公爵又宣布征收新税：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抽税1%，土地买卖抽税5%，贸易抽税10%。工商业纷纷倒闭，处处是失业和饥饿，几十万人逃往国外。尼德兰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这时，彼得·勃鲁盖尔又拿起画笔，创作《伯利恒的婴儿虐杀》，借用《圣经》希律王为杀死耶稣而把伯利恒的婴儿全部杀光的故事，痛斥西班牙侵略军屠杀抢劫尼德兰人的残暴行径。
四、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
尼德兰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鼓起勇气继续战斗。他们组织游击队，活跃在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海面上（自称“海上乞丐”）以及佛兰德尔和海诺尔的森林里（自称“森林乞丐”），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农民积极支援游击队，供给他们粮食、担任向导或报告敌人行踪，游击队撤退时则掩护他们。1570年12月，布拉邦特商人盖尔曼·德·廖特率领一支24人的游击队，机智地占领廖维斯坦城。阿尔发公爵调动300名官军反扑，用重炮轰城。游击战士英勇奋战，宁死不屈，杀伤大量敌人后点燃火药，与敌人同归于尽。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使得尼德兰最终打败西班牙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