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24]，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而兼并之家，收租之徒，“自秋至夏，成群横行，纵暴侵掠，倍于盗贼”[25]，许多良人农民又沦为大农庄主的奴婢。李成桂兵变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政变当年，李成桂立即宣布将佛寺的300多处土地收归国有，没收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所有私田文契。1390年，焚公私田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灭。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共79万多结（包括耕地和荒地），并宣布实行科田法。国家规定，京畿一带土地按科（等级）授给在京任职的官员，故称“科田”。第1科得田150结，依次递减，至第18科得田10结。京畿以外的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地方官吏和“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军田10结或5结。从“凡受田者身死后，其妻有子息守信者，全科传受；无子息守信者，减半传受”[26]看，科田和军田都允许程度不同的世袭。另有功臣田，可以子孙相传。公私奴婢、工商、卖卜、娼妓、僧尼等，不许受田。凡公私田租，水田1结糙米30斗，旱田1结杂谷30斗。除陵寝、仓库、官司、公廨、功臣田外，有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科田、军田、功臣田都是私田，其余土地为公田；公私田的比例无资料可查，无疑公田占绝大多数。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赃论”[27]。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李朝除加强对土地的支配权外，还竭力把生产者束缚在土地上。1413年9月，实行号牌法。国家规定10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均按身份佩戴一种号牌，上书姓名、住址、面色、身长、有无胡须等，在发牌时进行户口登记。如有不戴或伪造、遗失、借用者，要受处罚。两班贵族的号牌用象牙或鹿角制成，平民的则用杂木。[28]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以连环保的方式加强统治和保证对国家的负担得以实现。李朝实行奴婢辨正，把高丽末期沦为奴婢的人改为良民，把寺院的私奴婢改为国家控制的公奴婢，使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
李朝废除高丽的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1400年），集兵权于中央。为统一法制，1469年编成《经国大典》6卷。大典详细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刑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一直适用到李朝末年。
对外方面，1419年李朝远征对马岛，彻底制止了倭寇的骚扰。15世纪中期，对北方女真的斗争取得胜利，确立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天然国界。李朝对明朝实行友好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比较密切。
李朝初期，经济上有很大进步。高丽末年，全国有耕地和荒地79万多结，1430年左右增加到170多万结，翻了一番，同时也是李朝土地面积最多的时期。轮作制代替了休耕制。水稻的品种增加，插秧渐渐取代直播。棉花种植从中国传入，并逐渐推广。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政府发行朝鲜通宝金属货币和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