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统一过程中，国家掌握的土地急剧增加，而且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新罗国王继续把大量土地连同奴婢赐给功臣和贵族，作为食邑。佛教寺院也得到大量赐田，有的达万顷。687年，神武王（681—692年在位）下令实行禄邑制，即国家把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按不同的等级赐给文武官员，作为俸禄。722年，圣德王（702—737年在位）宣布实行丁田制，即国家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授予15岁以上的男丁，其中口分田只限终身占有，不得买卖、转让，永业田可以传世；受田农民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依附农民，不得自由迁徙，必须向国家提供租（田租）、庸（徭役）、调（贡物）。丁田制的实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了国家的剥削，但对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新罗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景德王（742—765年在位）时，设立中央（府、部）和地方（郡、县、乡）各级行政机构，扩充和加强军事力量。至于重要地方，早在神文王时已设置5个小京，由中央直接派官治理。新罗的土地制度（禄邑制、丁田制）和中央集权制度在后来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新罗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开垦荒地和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为宫廷、贵族和寺院服务的金银细工、丝绸纺织和铸造寺钟等手工业，发展很快。其他如制陶、皮革、漆器和武器制造等，也有发展。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8世纪末，土地兼并盛行，地主的庄园日益扩大和增多。丧失土地的国家农民沦为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奴婢、家兵或依附农，处境日益恶化。禄邑制和丁田制无法实行。9世纪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地方的大贵族和官僚拥有私兵，抗拒中央，称霸一方。农民因灾荒不断、战争时起和负担加重而流离失所，只能“卖子孙自活”。早在9世纪初，已经爆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末，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全国性的起义**。
这次农民起义，以梁吉领导的北原（江原道原州）起义规模最大，控制了北方半壁江山。896年，西南海岸又爆发“赤裤军”（裤子上缝有赤色标记）起义，他们挥戈东征，直指首都庆州，到处打击封建势力。一些地方土豪和官僚贵族宣布归附农民军，乘机扩大自己势力。例如，王族出身的弓裔，先是归附梁吉领导的农民军，取得信任后于897年据铁原和松岳（开城）自立，接着击败梁吉，901年称王，904年立国号摩震，后改泰封。弓裔势力范围在包括平壤在内的高句丽故地，人称“后高句丽”。900年，土豪甄萱攻略半岛西南郡县，称“后百济王”，形成后百济国。新罗仅保有东南一带地方，与后高句丽、后百济一度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918年，后高句丽部将王建杀死弓裔称王，定都开京（开城），改国号“高丽”，是为高丽太祖（918—943年在位）。935年，新罗王室投降。936年，王建趁后百济发生内讧之机，灭掉后百济，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四、田柴科制度和高丽的强盛
高丽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立国后比较注意改革田制，取民有度并发展生产。在统一过程中，国家已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竭力加强对全部土地的控制权，并且着手改革土地制度和贡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