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兴起较晚，2世纪时形成国家。[5]新罗起初实行贵族民主制，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位，其他贵族按不同的身份（“骨品”）担任高低不同的官职。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当高句丽与百济争霸的时候，新罗乘机发展，扩张领土。到6世纪中叶，先后占领富庶的洛东江流域和汉江流域，收复日本在半岛南端的据点任那（562年），国势日强。智征王（500—514年在位）、法兴王（514—540年在位）和真兴王（540—576年在位）时期，实行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半岛统一奠定了基础。
新罗的强大和积极向外扩张，引起高句丽和百济的不安。642年年底，高句丽大将泉盖苏文乘军事检阅之机发动政变，拥立新王宝藏王，自称“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开始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为了对付高句丽与百济结盟的严峻形势，新罗转而与中国的唐朝联合。660年，新罗和唐朝联军近20万人一举攻灭百济。668年，新罗乘高句丽内讧之机，联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设都督府，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由薛仁贵任都护，实行直接统治。670年，高句丽爆发反唐大起义，得到新罗的积极支持。到676年，新罗经过多次战斗，收复百济和高句丽部分地区。677年，唐朝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新罗实际上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与新罗划大同江为界，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
这个时期，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公元前后，朝鲜人已知用铁，“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6]。经考古发掘，在鸭绿江和秃鲁江流域发现了当时的炼铁遗址、炼铁炉和铁制农具。这个时期，朝鲜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和五谷杂粮。朝鲜人很早就知道植桑养蚕，织造缣布。5世纪以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农业生产水平更是有了较大提高。6世纪时，我国史书记载朝鲜的“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7]。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古书里这样记载着当时高句丽的剥削关系：“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8]“大家”当然是统治阶级，而“下户”看来已不全是奴隶，主要是“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的农奴。高句丽在征服东沃沮之后，对当地也是“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9]。史书《三国史记》中多有封赐“食邑”的记载。2世纪的高句丽将军答夫，3世纪的密友、纽由、高奴，都因战功获得食邑。6世纪时，金官国主归顺新罗，新罗国王即以其国土赐之为食邑。在统一半岛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新罗名将金庾信，被赐田500结、食邑500户。可见，三国时代的朝鲜社会封建关系已成长起来。[10]不过，奴隶制度的残余还长期存在。“生口”“奴婢”“客奴”等在朝鲜史书中仍屡见不鲜。6世纪初，新罗国王下令禁止以奴隶殉葬。562年，新罗大将斯多含平定加耶国，新罗王赐给他300战俘为奴隶，斯多含把他们“放为良人”[11]，说明奴隶制度已经过时了。
人民担负着沉重的封建义务。他们除向国家交纳米谷和布绢丝麻外，还要承担修筑宫室、城墙、堤岸等劳役，往往15岁的男女就被征发。此外，丁壮还有服兵役的义务。《三国史记》中，有一则关于高句丽美川王乙弗（300—331年在位）早年贫困，为人佣作的记载。他避祸出奔，受雇于一家地主。地主令他白天砍柴，夜晚须去宅旁的草泽中驱赶鸣蛙，以保证地主能够安眠，“不许暂息，不胜艰苦”[12]。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农奴的艰苦处境。
三、农民起义和高丽王朝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