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意志城市的联合体，汉萨同盟是最重要的城市同盟，它的正式名称是“全德商人公会”。14世纪，同盟进入鼎盛阶段，有80～90个城市加盟，有人认为大概在100个以上。[10]除了吕贝克、汉堡外，还有不来梅、科隆、爱尔福特、马德堡、柏林等北德城市，甚至还包括立窝尼亚的里加、列维尔、塔林、柯尼斯堡，瑞典的维斯比，波兰的格但斯克、克拉科夫，尼德兰的格罗宁根、乌特勒支等。同盟通过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与奥格斯堡等南德城市保持着商业联系；在俄国的诺夫哥罗德（圣彼得大院）、普斯科夫，在挪威的卑尔根，在尼德兰的布鲁日（德商办事处），在英国的伦敦（钢铁大院），在塞纳河口的贝叶，同盟均设有商馆。汉萨商人主要在波罗的海、北海及其周围地区从事中介贸易，经营的主要商品有挪威的木材，中欧的粮食和锡、铁、铜、银等金属，法国和北德的盐，波罗的海的青鱼，瑞典的鲜鱼，佛兰德尔和英国的纺织品，俄国的毛皮和蜂蜡等。后来，粮食和牛成为这个贸易区的重要商品。
汉萨同盟的政治中心在吕贝克，盟员代表大会的当然主席则是吕贝克市长。入盟者必须先向他提交申请书，再由盟员代表大会多数赞成通过，最后加盖吕贝克印章生效。盟员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1363—1550年间共召开过53次，开会时间称为“汉萨日”。但是，这个同盟既没有共同的金库和统一的法律，也没有执行机构和军队，因而始终未形成一个政治实体，对于不服从决议者只能听之任之。而且，同盟内部矛盾很多，像科隆那样的盟员并不尊重吕贝克的盟主地位。所以，汉萨同盟实际上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一个松散的城市联盟，它本身就是帝国自身的一个缩影。然而，如此之大的城市同盟，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137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正式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汉萨商人不仅在许多国家拥有商栈，而且在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享有经商特权，一般可免除关税。1368年，汉萨商人与瑞典结盟攻陷哥本哈根，迫使丹麦承认同盟的贸易特权。
15世纪以降，随着新航路开辟和欧洲国际贸易中心的转移，随着以专制王权为支柱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汉萨同盟的势力日益衰落。1494年，同盟关闭在诺夫哥罗德的商馆。同盟在布鲁日的商馆因交不起税，被迫于1553年迁到安特卫普。159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把汉萨商人赶出了伦敦。16世纪中叶，荷兰人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1669年，汉萨同盟正式解散。
六、城市兴起的影响
城市在中世纪西欧兴起，因与乡村不同，是一件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乡村意味着“隔绝和分散”，而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11]，形成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从而使封建社会发展到顶点。
从经济方面来看，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农村的自然经济。从13世纪起，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英国的货币地租甚至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后，农民虽然还向土地所有者提供无偿的劳动，但他们所提供的是劳动产品的价格，而不是产品本身或直接劳动。正因为如此，农民必须出卖一部分劳动产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为了销售而生产，即从事商品生产。封建主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便把庄园内的自营地几乎全部出租，结果导致领主制渐渐被地主制代替，庄园制度解体。这样，封建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单纯的货币关系。农奴制消失了，有的农奴甚至变成了不仅拥有工具和动产，甚至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自由农民必然走向两极分化，表现为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破产，阶级矛盾趋于激化。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4世纪的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从政治方面来看，城市兴起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为了使工商业发展具有有利的条件，市民反对封建割据，反对领主特权，因而与王权之间保持暂时的结盟关系，支持国家统一和王权强化。13—14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产生了议会君主制，即所谓“等级君主制”，逐渐形成了以强大王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代表市民利益的世俗文化的大发展。大学教育制度的建立，唯名论哲学的传播和罗马法研究的复兴，冲击着传统的教权主义、普世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桎梏，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