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兴起的过程中，西欧社会的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欧城市多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3]。遭受压迫的农奴经常采取逃亡的方式反抗领主。特别是逃亡农奴中的手艺人，他们逃进城里只要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摆脱领主的追捕，成为一个自由人。德国谚语说得好：“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所谓“农奴身份的一切痕迹在城市的墙垣之内消失”，就是这个道理。
从产生的时间和地区上来看，最早的城市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这些地方在9世纪或者更早已经有了城市，其他地区则稍晚。10—11世纪，法国北部、尼德兰、莱茵河流域以及邻近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的城市纷纷兴起。14—15世纪以后，一些西欧的城市逐渐由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发展成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其中少数则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或国际大都市。
从类型上看，新兴的西欧城市因历史条件不同而区分为三种形式。其一，大多数是为满足地方市场需要而生产的中小城市，其经济活动受到地方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其二，以生产和经营特种专业产品为主的城市，它们一开始为出口而生产，其经济、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状况。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具代表性，它所产的毛纺织品享誉欧洲，奠定了繁荣的基础。其三，主要从事中介性国际贸易的城市，它们所生产的手工业品不是贸易的主要对象，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非和德国北方的汉堡、吕贝克等都属于这类城市。
从人口数量上看，西欧的城市一般规模都不大，许多小城市只有不到1000人，而拥有数千人到1万人的城市就属于中等规模了。14世纪时，英国的伦敦和德国的科隆均有4万人左右，就算得上是大城市了。当时，巴黎约有8万人。意大利的城市规模最大，14世纪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人口都超过5万。15世纪末，威尼斯有11万多人，是少有的大城市。
从市民身份及城市环境上看，除手工业者和商人外，城市居民还有大封建主、高级教士和为数相当多的下层群众（平民）。城市街道狭窄，居住条件差，经常闹传染病。城市一般筑有城墙，上有塔楼，并围以壕沟，靠吊桥与外界相通，拉起吊桥就是一座防御敌人袭击的堡垒。在冷兵器时代，这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二、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斗争
中古西欧城市兴起之初，政治环境相当恶劣，那时各国的王权一般较弱，大贵族往往称霸一方。加之城市主要兴起于教会或封建主的土地之上，僧俗封建主享有复杂的领主权，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庄园和从属于自己的农奴一样对待城市及其居民。中世纪的领主权大致包括征发劳役和军役、征收实物或货币、垄断产品专卖权、委派官吏治理城市、享有城市的司法审判权，甚至可以任意处理城市，如转让、瓜分、继承等。所以，西欧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反对领主权、争取自治和自由的斗争。根据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分析，城市自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身自由。确保商人和工匠自由来往、自由居住，并可使他们及其子女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的依附。第二，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通过创立市民自己的法庭，使他们得以摆脱其所属的审判管辖区域的繁复手续和束缚。第三，政治自由。通过制定刑法以确保城市的和平与安全，废除与从事工商业活动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赋税，并实现地方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