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的阶级关系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名门望族和最富有的人家，包括大商人、高利贷者和房产主。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收入，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起作用，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一旦发生人民起义，他们总是站在诸侯一边，共同镇压起义。市民阶级人数较多，包括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是体现生产和社会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阶级。然而，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够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强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惩处高级僧侣的**行为、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只有少数激进分子要求成立“廉俭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醒了德国，把市民阶级的地方性反封建斗争推进到民族的规模，并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进一步提出市民统一国家的明确纲领。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8]因为在德国，城市平民的成分复杂，有破产的师傅和帮工，也有日工、奴仆和无业的流浪者。他们没有财产，没有任何特权，是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民众，也是封建行会的没落成分和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的混合物。他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前往往追随市民反对派，为几桶葡萄酒就供人驱使，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在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平民集团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诸侯、官吏、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等，整个社会（除平民外）的金字塔都压在农民的头上。本来13、14世纪，德国的农奴制度几乎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只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人。但从15世纪起，羡慕城市贵族豪华生活的西南德意志封建主，开始了对农民新的压迫。他们除向农民勒索货币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徭役，力图将自由农重新变为依附农，将依附农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封建主可以任意**农民及其妻女，施以种种酷刑，如割耳、割鼻、挖眼、斩首、车裂、火焚、四马分尸等。告状是没有用的，法庭上坐的都是贵族、僧侣的人，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15世纪时，德国流行一首名叫《魔网》的民歌，形象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惨状：
上帝高居九重天，可怜农民苦无边。
若非地主剥净皮，苦干许能混人间。
耕田、播种、收割忙，惊看来了地方官。
宣布老爷一道令，一切工作扔一边。
立即套马上堡寨，那里有活要你干，
运柴运草运粪便，一车接着一车装。
农活未停犁在田，这和老爷何相干？
农民如果有怨言，皮鞭猛抽脊骨断。[9]
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罗马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大地主，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又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0]。一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总是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以剥去它那神圣的外衣。德国的特殊之处是：由于政治分裂，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大，经济上的搜刮花样翻新，每年从德国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奶牛”。马克思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11]在德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激发了民族意识，连诸侯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反罗马的斗争中来，使革命时机较早成熟，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