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一大业，其实始于北周武帝。早在灭北齐之后，北周武帝已经着手讨伐突厥，但最后死于北伐突厥的战事。因此，北方的安定，对于统一南方，解决后顾之忧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从西魏大统八年（542），突厥从连谷等地入内地起，这一少数民族不断对中国北方政权产生威胁。北朝后期，东魏与北齐、西魏与北周，都争相与突厥交好，在“控弦数十万”[2]的强大武力支撑下，突厥获得了大量经济与政治上的好处。
隋文帝立国之始，北周千金公主怂恿夫君突厥沙钵略可汗为北周皇室报仇，自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到临洮（今甘肃岷县）向隋王朝北部边疆发起全面进攻，隋朝不得不修筑长城，巩固边塞。后隋朝实施反间计，采纳大将军公孙晟的建议，利用“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激起突厥内讧，加上天灾饥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强大的东突厥内部又分为十股势力。同时，隋文帝在军事上对突厥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在交涉中又进一步分化突厥，于是突厥各部显现衰落之势，不得不遣使求和，北周千金公主也自请改姓，隋文帝赐姓杨，改封大义公主，取大义灭亲之意。此后隋朝才能够得以专注于南方平陈之事。
灭陈之前，隋文帝首先把早已归顺的梁国废除。早在西魏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以后，梁武帝孙萧詧被立为傀儡的梁朝皇帝，领有江陵沿江之地300里，成为西魏、北周的附庸，史称西梁。自隋文帝代周称帝，北朝和南朝的政权，同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基本已经消失，后梁傀儡政权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了。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主萧琮（萧詧孙，萧岿子）入朝于隋，至大兴后，隋文帝留琮不遣，并派崔弘度为江陵总管，将兵戍荆州，后梁亡国（历三主，共33年，554—587）。这是灭陈的第一个步骤。
在灭陈之前，隋文帝广泛征求文臣武将灭陈统一的策略，并逐渐形成了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夹击陈国的作战方针。《隋书·高颎传》中，曾记载高颎曾进灭陈之策，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即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兵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隋书·崔仲方传》也记载崔仲方的策略：“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以后隋文帝伐陈的军事措施，基本就是依据这些策略来谋划的。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列数陈后主的罪恶，《隋书》载有诏书指责陈朝“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子女，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声乐饮，俾昼夜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盘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衣冠钳口，道路以目。”[3]对陈后主荒**无道、众叛亲离的状况有了比较清楚的描绘，这奠定了隋王朝灭陈的合法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