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值得关注的是，隋初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同时，又把过去刺史、郡守等地方官员署用僚佐的权力，也收归到中央。规定地方政权机构的僚属，官品自六品以下，过去由刺史自己署任的，必须改由吏部选曹来任命。《通典·选举典》称这一改革为：“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这一改革对中央集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推行法律制度的改革。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中国北部，决狱定罪极为轻率，罕有依据律法而行者；讯问犯人时，也往往以严刑逼供为主。故隋文帝即位之初，在开皇元年（581）颁布的新律之中，下令“尽除苛惨之法”，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灭绝人道的宫刑，至隋朝也正式从法律上予以废除。
隋朝法律形式分为律、令、格、式，史载隋律有《开皇律》500条12卷，《大业律》500条18卷，隋令有《开皇令》30卷，但已经与格、式一同湮没于历史长河。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命高颎等制定新律之后，开皇三年（583），又命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又免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是为《开皇律》。炀帝大业三年（607）又颁布新律，进一步减轻了刑罚，是为《大业律》。其中，《开皇律》12卷，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些内容基本上被唐朝法律所继承。
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隋朝规定了死、流、徒、杖、笞5种刑法。中央主管司法的机关有都官（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都官掌司法行政，御史台负责检察不法行为，大理寺掌审判案件。大理寺设大理寺卿、少卿，以及大理寺丞、大理评事、大理司直和大理正等，地方上负责司法审判者是各级政府。隋文帝在免除各类酷刑的同时，还规定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执行。
第五，府兵制度的发展。府兵制度形成于西魏、北周之际，初期府兵不从事耕作，府兵制也不与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府兵有单独的兵籍，与编户齐民的民籍是分开的。到了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将府兵与府兵家属安置于此，但府兵仍然不事耕作；北周武帝建德二载（573），募百姓充当府兵，仍然要与民籍分开。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14]，则可知府兵的兵籍已经与一般民众的民籍统一起来，府兵一样从事农耕生产，但保有其军府组织，基本上达到兵农一体的结果。
隋朝初年，府兵军府称骠骑将军府、车骑将军府，将军之下设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各级武官。军府之上是十二卫府，即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隋炀帝时对府兵组织进一步改革，军府一律称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后改称鹰击郎将）、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中央十二卫府也进行了改置，改六卫为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每卫置大将军1人，将军2人，以总府事。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与左右监门府皆不领府兵，备身府有备身郎将1人，直斋2人，监门府也有郎将1人，直阁6人，分别掌侍奉左右和门禁守卫。
府兵之外，隋炀帝于大业九年（613）募民为骁果，置雄武府以领之，其组织类似于府兵，但是性质不同于府兵。骁果隶属于中央的左右备身府，属于募兵，兵额曾达到10多万人，是府兵制的重要补充力量，承担宿卫和出征的双重任务，享受全家免除赋役的待遇。
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地方上州部权力坐大，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无法驾驭地方，中央集权更无法谈起。直到府兵制度确立，兵权集中于中央，皇权大大强化，地方与中央抗衡的局面才得以完全改变。
此外，隋朝还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的继续发展等（见下文各章），进而迎来了史籍所载“开皇之治”的昌盛，正如《隋书》中的所谓“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15]继隋而兴的唐朝，能够在短期内迎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格局，也可以说都是建立在隋朝统一与改革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