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的努力下，长期以来流行的西昆派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得到矫正，王禹偁的诗歌创作风格得到继承与发扬。诗人们更多地注重思想内容，创作出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韩愈诗歌在内容上的广阔性特色，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将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应用于诗歌创作中，使宋诗趋向于平易、流畅，散文化与议论化。
继宋朝初年之后，王安石扛起了宋诗大旗。王安石的诗歌在基本特征上同散文一致，长于议论，重视实际功用。但他对诗歌的运用广于散文，将其作为抒情述志的工具，所书写的范围不仅囊括社会现实，更与左思、杜甫一般，在对历史抒发议论的同时传递个人的理念与抱负。作为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敢于挑战传统，开一朝之先例，有其常人所不能及的勇气、胸襟与气魄。这种情怀亦鲜明地反映在他的诗作《明妃曲二首》中：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昭君出塞，和亲匈奴，成就汉匈数十年之和平。然其背后与汉元帝之间错失的情缘，却令历代文人墨客感怀不已，只斥画师毛延寿下笔误人，徒留遗憾。然而，王安石大胆指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昭君的美态，本非画像所能传达。昭君错失汉元帝，流落异域，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不幸，画师毛延寿不过枉死而已。倘若停留宫中，纵使一朝得汉元帝青睐，“三千宠爱在一身”，岁月蹉跎，终究逃不过“咫尺长门闭阿娇”的命运。君王情义从来淡薄如水，深居宫中与远赴塞外，结局同样孤单凄凉，可谓是“人生失意无南北”。但远赴塞外的昭君，至少比深居汉宫多了一种可能，即遇到惺惺相惜之人，避免了孤独终老的命运，能有“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更有可能发出“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感慨。相较于前者，这或许是更加美好的结局。
在这首诗里，王安石一反前人观念，明确指出王昭君命运悲剧的来源。在他看来，昭君出塞和亲的悲剧并不在于使她错失了与汉元帝的情缘，而在于她必须以区区弱女子之力承担起一个国家的安宁与和平，必须从最美好的年纪开始，便在漫长的岁月中品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苦痛，忍受前途未卜的惊慌与无措。造成这种悲剧的，是无能的国家与软弱的君王。以一人之力肩负家国，可敬可叹亦可悲，故“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相较于过去的文人骚客，王安石看待历史的眼光是豁达而冷静的。他并不困顿于君恩如天的思想，未曾从帝王的角度去审视昭君出塞所带来的后宫的损失，也没有站在后人的角度，事不关己地歌颂昭君的伟大。他将目光集中到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王昭君身上，带领我们看到了昭君出塞真正的悲哀之处，让我们切身体会昭君的悲情。但在丝丝悲情中，我们又读出了诗人对于帝王情爱、人生境遇的另一重观点，即看到了一个拥有摆脱悲剧命运、收获幸福的可能的、积极勇敢的王昭君。这种勇敢，同样属于王安石，敢于冲破既有囚笼，探索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