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也抵达了它生命中的顶点。盛唐之后，诗歌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开始沉湎于颓唐、萎靡之中。及至唐末五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诗人们对现实充满失望与愤懑。精神上的痛苦，迫使他们将目光转向山水风光，恣意任情。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趋于唯美，内容多涉及游冶、艳情。
宋朝和平统一局面的到来，为诗歌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宋初诗坛却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宋太祖、宋太宗（960—997）时期，在徐铉、李昉等人的引导下，源于唐朝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以诗会友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为主要特色的“白体诗风”大行其道；宋太宗后期至宋真宗时，又出现了晚唐派；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讲究艺术形式甚于反映现实生活的西昆体兴起，并于宋仁宗朝达到顶峰。面对这一局面，古文名家王禹偁首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主张诗歌应以李白、杜甫为宗，开启了对宋朝诗歌的变革。王禹偁关心人民疾苦，拥有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这使他突破了元和体的范围，进而学习白居易讽喻诗的诗风，创作了一批深刻反映和揭露北宋初期社会矛盾、富于时代色彩的作品。他的诗歌风格古朴，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畅快淋漓，平易自然，开启了宋朝诗歌艺术形式上显著的散文化特征。
经过一系列对晚唐体、西崑体等五代文弊的矫正，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到宋仁宗朝时趋于成熟，并于宋神宗朝达到高峰。而宋朝诗歌的这种变化，同样裹挟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有重要意义的“古文运动”中。这次运动不仅确立了散文体的正宗地位，使骈体文从六朝以来600年间的优势走向终结，在诗歌方面也促使宋诗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在唐诗巅峰之后又创造了诗歌生命中新的高峰。
与散文一样，欧阳修主张诗或应言之有物，情真意切，真实反映内在的精神世界；或应经世致用，针砭时弊，积极发挥为国为民的社会作用。他十分推崇韩愈，重视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8]，既言穷苦，亦不避欢愉，关注生活中的真情切意，重视精神内核的表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欧阳修以议论入诗，集叙事、抒情于一体，并融入散文化手法，形成了流丽婉转的风格，不仅创作出了《食糟民》、《边户》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还吟咏历史兴衰，感慨人生无常，表现生活经历，抒发个人情怀。
此外，欧阳修的诗友梅尧臣也是这一时期诗风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梅尧臣一生仕途多舛，却十分关心时政。其所创作的2800多首诗歌，或以寓言的形式抨击邪恶势力，或直书其事，表达个人观点，或积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贫民的悲惨现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开始走向日常琐事，开拓现实题材，创作出充满烟火趣味的诗歌。他对诗歌创作领域的探索，拓宽了宋诗的范围，使得“平淡”成为诗歌艺术的创作风格之一。
与欧阳修、梅尧臣一同为诗歌风格革新做出贡献的，还有著名诗人苏舜钦。与梅尧臣不同，苏舜钦生性豪迈洒脱，反映到他的诗作上，就是强烈的豪放恣肆之气。他的诗歌情感奔放，无所顾忌，有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抨击北宋军队的陈腐怯懦，也有直斥统治阶层漠视民生，空发议论，还有直抒胸中愤懑，揭示黑暗势力，批判现实。此外，他的写景诗雄奇阔大，充满对大自然宏伟力量的赞美。在他的诗作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长空无瑕表露里，拂拂渐上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这样辽阔渺远的景色，也能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里读出诗人的开阔胸襟，看到一个直率自然、雄豪奔放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