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边缘差异导致的消费正是所有的人自觉被整合进消费的过程。在这里，鲍德里亚觉得我们无法批评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抱有乌托邦情结，他把这种状况看做“必然”的社会进程，并且，就是在这里，物品的“符号价值”领域才因此应运而生。在这个体系中，在我们真诚地物化自己的过程中，才感到自己是一个主体，才能接近投注到模范上面的“完美的人”。他写道：
我们到底能不能说这是一种异化？此一被引导的个性化体系，就它的整体而言，在极大部分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中，都被当作是一种自由。只有在批判的目光中，这个自由才会显示出它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物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人格的厄运冒险。即使广告操弄了无真正基础的购买动机（同一个产品分身为两个不同的牌子、无关紧要的差异、包装上的变化等等），即使选择早就被设下陷阱，我们还是得承认，表面的差异仍是真实的，只要它们的价值建立在这个差异上。面对一个买了花饰垃圾筒的人或一个买了“抗磁性”刮胡刀的人，我们如何能对他的满足有所异议呢？没有任何一个需求理论可以让我们把某一实际体验到的满足放在另一个之前。如果个人价值的要求真是如此深沉，而在没有其他事物可以负起这项任务之时，它便体现在“个性化”的物品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反抗这个运动，而且又能用什么样的价值“真诚”本质来作反抗的名义呢？[6]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广告、包装、展示、时尚、性、大众传媒和文化以及商品的增长都增加了符号的数量并导致“符号价值”的增长，所以，鲍德里亚才声称，商品不是像马克思商品理论所说的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有符号价值——即风格、威信、豪华、权力等的表现和标识，这一符号价值成为商品和消费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强调：对于物的体系的分析，最后必须包括一项有关“针对物的论述”，也就是广告信息（形象和文字论述）的分析。因为广告并非物体系的附加现象，而是构成了一个“无用的、无关紧要”的世界，它是一个“纯粹的引申意义”。
鲍德里亚提醒我们辨别广告的双重机制：它是一项针对物品所做的论述，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物品、一种可以消费的文化物品。“个性化、强迫的差异化和非基要部分的繁衍、技术体制在生产和消费体制中的堕落、功能失调和二次度功能，它们都在广告中得到自主和完整的发展。因为它的功能性质几乎完全是二次度的，因为形象和论述在其中大部分是寓意性的表述，广告因此成为此一物体系中理想物品，同时又是它的揭示者。因为它就像所有带强烈引申意义体系一样自我指涉，因此它最能告诉我们，透过物品，我们到底消费了什么。”[7]
二、独特性与类同性的辩证法：消费意识与广告叙事的合谋
“找到自己的个性并肯定它，这便发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乐趣。通常这并不费力。我曾长久地寻找，后来我发现将一撮头发染成明亮色调就足以和我的额头及眼睛一起创造一种完美的和谐。这种金黄色，我在丽丝达牌系列染发剂中找到了它……用了这种如此自然的丽丝达金黄色，我并没有改变：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我自己了。”[8]这是摘自一份女性杂志上的广告文案，鲍德里亚分析说，如这个广告文本中所描述的，很多年轻人的“个人”价值模式就是在所有可选择商品的“个性化”丛林中披荆斩棘、满怀希望地找寻可以展现自己额头自然性的染色背景、找寻能够反映自身深刻特异性并“使自己成为自己”。对找寻这种差异的那些年轻人来说，这种价值模式在结构上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