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舜英的创意思维是分裂片段式的，冷漠而又歇斯底里的。不论是写广告文案还是文化评论，许舜英的文字都是内省、自觉与疏离，都是企图以消解广告的方式来营造广告、以嘲讽商品的论调来叫卖商品。她说百货公司是“时尚患者的强力**”，说广告是“无机物性魅力之诞生过程”，这原是本雅明的主题，现在却变身为有恃无恐的广告宣言。**在包装上有良心地注明这是**，食用后果自行负责。这时广告不等于促销，而在卖弄唤起消费大众的自觉的良知。虽然消费的结果是相同的，口感绝对不同，消费欲望甚至会因被精准地揭露而更形鼓张。因此有人将巴特与许舜英齐观：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路线大不同，却交会在精确地解构流行，对消费文化进行开肠破肚这一点。
许舜英为广告新人列出的“文案写作指南”有德波、鲍德里亚、齐泽克、德里达、杜拉斯、巴塔耶、川久保玲、查理·考夫曼、格特鲁德·斯泰因、雷奥斯·卡拉克斯、莫里思·布朗修、特里·伊格尔顿、Frame、故宫博物院、椎名林擒和东京事变、PradaEpicenter的空间概念设定。
作为消费社会的“灵媒”，她把广告文案写得像禅门公案，把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装扮得像芭比娃娃。她吞吐各种资讯，有如厌食与贪食两症齐发，自恋自嘲，语无伦次却也言之成理。在她看来，“当季”就是一种合法。
图4-8 中兴百货广告
中兴百货的广告文案说：“对大众品味严重过敏者，请来中兴百货挂号。”（图4-8）相对于启蒙主义人文传统对思考及意义的强调，这个年代的焦点与其说是资讯，不如说是“嗅觉”。许舜英痴迷于对资讯的嗅觉，对资讯的市场性的嗅觉，对资讯如何挪用变形的嗅觉，对发现别人尚未发现的资讯的嗅觉。她说：“出神冥想是一种症状，收集癖是一种专业技术，收集癖更是一种现代创作的特色。”[11]她借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之口道出：“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12]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舜英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大量流出”。
实际上，广告只是许舜英诸多书写方式中的一种。她曾长期为《中国时报》、《联合文学》与各大时尚杂志撰写专栏。当“时尚研究”成为一种“研究时尚”的时候，都市、文学、时装、广告、消费等也就彼此渗透、交错混搭而形塑一种新的审美。这在世纪之交的台湾，特别是女性创作群中，成为一种文化风潮。
诸如1990年，朱天文的短篇名作《世纪末的华丽》便已登台，25岁就嫌“太老”的模特米亚早早树下台北时尚文学的里程碑。其后朱天文又出版长篇《荒人手记》以同志男主角的情爱遭遇，编出一卷都市繁华织锦，反衬背面的荒凉情欲。接踵而至的朱天心的短篇小说《鹤妻》，也是极早就洞悉台湾女性处在消费社会的迷离内爆。
诸如1999年，夏宇的诗集《Salsa》，以特异的装扮及具有九分熟牛排嚼劲的文字风格，成为台北书市的畅销书之一。再诸如2001年，张小虹跌破女性主义者的眼镜，写出《绝对衣性恋》一书，不但专论亚曼尼、川久保玲、香奈儿等6位时尚大师，更以尖端文学论述穿入穿出服装与身体美学，穿刺穿越名牌文化，玲珑剔透而见功力。
